1950年，周总理请郑洞国吃饭，还问他：“如果我们出兵朝鲜，能打赢美军吗？”郑洞国讲了一个故事，直接把周总理逗笑了。 1950年夏天的北京，空气里甚至能嗅到鸭绿江边飘来的硝烟味，但这天的焦点不在天安门，而是在一张不大的餐桌上，做东的是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作陪的是李奇中，而坐在客位上的，是刚刚从长春围城中走出来、正准备去上海看病的前国民党中将，郑洞国。 这不仅仅是一场叙旧的饭局，更像是一场关乎国运的“面试”酒过三巡，周恩来没有绕弯子，手中的筷子停在半空，抛出了那个让当时全世界军事观察家都感到窒息的问题：“如果我们出兵朝鲜，能打赢美军吗”。 这一问，分量极重，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对手却是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强国，房间里安静得甚至能听到呼吸声，郑洞国没有马上回答，他不是那种为了讨好新政权就信口开河的人，他在脑海里迅速过了一遍自己的一生，尤其是那段在印缅战场与美军同吃同住的日子。 片刻沉默后，他抬起头，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能打过”周恩来的目光锐利起来，追问了一句：“依据是什么”郑洞国没有摆枯燥的数据，而是讲了一个他在1943年缅北反攻时亲眼见证的“画面”。 当时的缅甸丛林，湿热难耐，美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后勤，习惯了坐在卡车和吉普车上行军，可一旦车辆无法通行，必须依靠双腿长途跋涉时，这支“少爷兵”的崩溃就开始了，郑洞国回忆道，那些美国大兵走累了，最先扔掉的是沉重的弹药，接着是干粮和水壶。 最后嫌热，连军装都脱了扔路边，等到抵达目的地时，许多美军士兵浑身上下只剩一条裤衩，手里的枪早不知去向，最后还得靠空军紧急空投补给，他们才能重新武装起来，听到“裤衩军团”这个细节，周恩来忍不住哈哈大笑，手指在桌面上重重地敲了几下。 这几下敲击，敲定了一个战略判断，周恩来当即总结：美军的强大在于“外骨骼”也就是装备，但他们的软肋在于“软骨头”怕苦、怕累、缺乏韧性，而这，恰恰是解放军最擅长的领域：利用近战、夜战，把战争拖入“苦与累”的泥潭，用意志力去填平装备的鸿沟。 这个饭局上的结论，直接影响了后来那句著名的定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周恩来之所以信这个“败军之将”的话，不是因为郑洞国会说话，而是因为他这辈子太“硬”了，翻开郑洞国的履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狠人”。 1924年，为了考黄埔军校，他因为错过报名时间，竟然冒用了老乡“黄鳌”的名字顶替参考，为了当兵打仗，他不惜作弊，事后又因内心不安主动坦白，这种“拙诚”让他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 到了1933年古北口抗战，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身为旅长的郑洞国打红了眼，直接脱掉军装，赤膊冲出战壕带队冲锋，硬是在阵地上死钉了两个月。 1939年昆仑关大捷，更是他的巅峰之作，直接击毙了日军“钢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全歼敌军，所以当这样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评价美军“怕苦”时，那绝对不是轻视，而是基于职业军人的精准解剖。 他太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硬仗”也太清楚美军那种“富贵病”在绝境中会暴露多大的破绽，甚至连他1948年的“投诚”都带着一股悲剧英雄的色彩，在长春被围困时，郑洞国面临的是粮尽援绝的绝境。 作为受传统教育的军人，他一度想“杀身成仁”甚至准备好了必死的结局，关键时刻，是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唤起了他的黄埔师生情。 也让他看到了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现实，在部下的苦苦哀求和百姓的生存压力下，他最终选择了放下武器，那不是软弱，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担当，保全了数万下属和满城百姓的性命。 1950年的这场饭局，解开了周恩来对美军的战术疑惑，也彻底解开了郑洞国的心结，他意识到，在这个新的国家，他的军事经验依然是被尊重的，他的赤诚是被接纳的，晚年的郑洞国，看着社会秩序的重建，真心实意地归顺了。 他利用自己在黄埔系的人脉，大量致信台湾的故旧，为国家统一奔走呼号，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当郑洞国逝世后，海峡两岸罕见地同时为同一位将领举办了追悼会，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予一个纯粹军人的最高礼遇。 无论时局如何变幻，当一个人能够剥离党派的偏见，客观地指出强敌的弱点（如1950年的饭局），又能为了民族的元气选择放下个人的荣辱（如1948年的长春），他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军人的脊梁，那顿饭，周总理请得值，那个关于“裤衩”的故事，郑洞国讲得真。信息来源：周恩来与郑洞国的黄埔师生情.--统战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