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汉奸是谁？他远比汪精卫更加可恨。要是没有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在南京城里最招人恨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行政院里那个穿长衫的福建人。 这人就是黄浚，福建闽侯人，说起来也是个“文化人”，出身书香门第，年少时饱读诗书，还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能写一手好文章，一口流利的日语，放在当时，妥妥的“精英人才”。 也正是这份“优势”，让他顺利钻进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坐上了秘书的位置。别小看这个秘书，他手里攥着的，是整个中国的军政机密——蒋介石的日常行程、国军的兵力分布、各地的防御部署，甚至是军政高层的议事内容，他都能随手接触到，等于拿着国家的命脉，主动送到了日本鬼子面前。 黄浚的卖国，从来不是“一时糊涂”，而是蓄谋已久的精致利己。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被日本的物质条件迷惑，骨子里早就埋下了“崇日媚外”的种子，觉得跟着日本走，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回国后混进行政院，他表面上穿长衫、讲道义，每天勤勤恳恳处理公文，甚至在会议上假意发表抗日言论，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可背地里，却早就和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勾搭上了，成了日本安插在中国军政核心的“眼线”。 他的卖国行径，远比“泄露一次重大计划”更可恶，也更隐蔽。不同于汪精卫后期直接投靠日本、建立伪政权，黄浚始终藏在国民政府内部，利用自己的职位，源源不断地给日本输送情报，而且都是最关键、最致命的干货。 他不只是泄露一次封锁计划，而是把国军的日常调动、物资运输、军火储备，甚至是各地要塞的防御漏洞，每天都整理好，偷偷传递给日本，让日本对中国的军政情况了如指掌，相当于咱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日本鬼子看得明明白白。 更让人不齿的是，黄浚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行政院里安插自己的亲信，甚至拉着自己的儿子黄晟一起卖国，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卖国团伙”。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关系，也混进了相关部门，帮着他传递情报、对接日本方面，父子俩联手，把国家的机密当成了换取金条、洋楼和日本信任的工具，连一点身为中国人的底线都没有。 那时候，中国正拼尽全力筹备抗战，各地将士枕戈待旦，老百姓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可黄浚却在后方坐享其成，一边拿着国民政府的俸禄，一边靠着出卖国家情报赚黑心钱，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 他比日本鬼子更可恨，鬼子是外来的侵略者，拿着枪明着杀人放火，可他是中国人，吃着中国的粮食，穿着中国的长衫，却帮着外人算计自己的同胞，从内部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这种“家贼”，比外敌更伤根基。 为什么说没有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来？因为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的国防部署虽然不算完善，但凭借着各地的要塞和天然防线，至少能挡住日本的第一轮猛攻，争取足够的时间整军备战。 可黄浚把所有的防御漏洞、兵力部署都泄露给了日本，让日本得以避开我们的主力防线，精准找到突破口，轻易突破了中国的国防大门，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就逼近了南京。 南京沦陷前，黄浚依旧在忙着卖国，他把南京城内的防御布局、粮食储备、民生情况，全都告诉了日本鬼子，让日本鬼子知道该从哪里进攻、该如何封锁，间接加速了南京的沦陷。 那时候的南京百姓，还不知道这个每天出入行政院、温文尔雅的长衫文人，竟是导致家园失守、同胞受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他们恨日本鬼子的残暴，更恨这个藏在身边、捅自己人刀子的汉奸——鬼子再狠，也是外人，可黄浚，却是披着中国人外衣的豺狼。 黄浚的伪装，终究没能瞒过所有人。随着他传递的情报越来越多，日本鬼子的进攻越来越精准，国民政府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发现每次重要情报都会莫名泄露，而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黄浚。 戴笠奉命彻查，没用多久，就摸清了黄浚父子的卖国行径，还拿到了他们和日本勾结的铁证。 1937年11月，黄浚和他的儿子黄晟被军统逮捕，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尤其是南京百姓，得知那个平日里装斯文的长衫文人竟是汉奸，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那时候，南京已经岌岌可危，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流离失所，而这一切，都和黄浚的卖国行径脱不了干系。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黄浚父子被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临刑前，他还不死心，依旧摆着文人的架子，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还狡辩自己是“被逼无奈”，可围观的百姓根本不听他的鬼话，石头、唾沫星子纷纷砸向他，骂声震天动地。 这个祸国殃民的汉奸，最终在万人唾骂中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没有留下一丝同情，只有千古骂名。 他本来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华，为国家出一份力，哪怕只是安安稳稳做一个文人，也能留个好名声，可他偏偏被荣华富贵冲昏了头脑，选择了背叛国家、背叛同胞，成了日本鬼子的爪牙。 最可怕的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藏在身边的内鬼；背叛国家和同胞的人，不管伪装得多好、藏得多深，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万世唾骂，永无翻身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