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重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跳楼身亡，然而14年后，公告指出：他根本不是自尽，这又是怎么回事？ 1982年3月，重庆搞了一场特殊的追悼会，说它特殊，是因为这迟到了整整14年，现场的花圈堆得像山，挽联挂得肃穆，可只要你往台上看一眼，心里准会狠狠地咯噔一下：那个相框后面，是空的，没有骨灰，没有遗物，甚至连死者生前的一件衣服都没能找回来。 在那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真正压得住场子的，只有一份编号为“渝委发〔1982〕31号”的文件，文件上的红章盖得力透纸背，用一种近乎粗暴的决绝。 把那个叫罗广斌的男人头顶上顶了十几年的“畏罪自杀”硬生生改成了“被迫害致死”这一改，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带血碎片，才终于拼凑出了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真相。 1967年2月10日的清晨，重庆歌乐山下的雾气还没散尽，大坪马家堡院校的五楼窗口突然传来动静，住在楼下的老工人后来回忆，那根本不像是一个人犹豫徘徊后的纵身一跃，先是楼板上传来杂乱得像战场的脚步声。 夹杂着激烈的争吵和打斗，紧接着才是那个令人心悸的瞬间，有人形容那声音像是一麻袋沉重的粮食，直挺挺地砸在了水泥地上。沉闷，钝重，没有回声，倒在血泊里的是43岁的罗广斌，《红岩》的作者。 那个年代处理一条人命的逻辑，简单粗暴得让你不敢细想，负责人只去现场扫了一眼，法医没来，尸检没做，一张通知单随手就贴了出来：自绝于人民，就这一行字，把所有的后路都堵死了，救护车是多余的，殡仪馆的告别仪式更是痴人说梦。 当局给出的理由冷酷到了极点：“叛徒不配火化”这句话不仅在这个男人的肉体上踏上一万只脚，更是试图从社会学意义上将他彻底抹除，遗体最终去了哪里，没人知道，或许是荒野，或许是乱葬岗。 家里人连哭都不敢大声，因为“家属”这个身份在当时意味着你可能是下一个被审查的对象，直到1980年，距离那声闷响过去13年后，楼下那个憋坏了的老工人才敢对复查组吐露实情：那天楼上的动静，分明就是谋杀现场。 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更是把话撂在了桌面上：老罗是从渣滓洞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年面对国民党的枪口都没眨眼，发誓“再大的冤屈也不能死”这样的人会不留遗书、不吭一声就跳楼，这简直是把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随着调查深入，当年看守他的一名红卫兵心理防线终于崩了，吐露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我们当时只想吓唬他承认，没料到”所谓的“畏罪自杀”不过是暴力审讯失控后，为了掩盖过失杀人而随手扯来的一块遮羞布，命运在这个男人身上，玩弄了一个最残酷的黑色幽默。 1949年，罗广斌之所以能从国民党最高级别的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里活着出来，甚至能策反狱卒杨钦典，带着19名战友越狱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哥哥，罗宇涵，国民党军阀杨森的参谋长。 在那个旧时代，这层血缘关系是他在地狱里的护身符，是他手里哪怕被捕也能让敌人忌惮三分的底牌，可到了1967年，这块曾经救命的“护身符”在那个狂热的年代直接翻转成了催命符。 军阀背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这些曾经让他拥有统战价值的标签，瞬间变成了洗刷不掉的原罪，更要命的是，他写了《红岩》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本小说，但在某些人眼里，那是呈堂证供。 罗广斌的笔太“实”了，他拒绝了把历史“文学化”的暗示，坚持在书里把狱中叛徒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惹了大麻烦，现实中，那些幸存下来的叛徒或者有着复杂历史关系的人，被书里的文字刺痛了神经。 于是压力像山一样压下来：改稿、重写、把历史弄得“模糊”一点，对于一个亲历者来说，这种要求比渣滓洞的刑具还让人恶心，让他修改《红岩》就是让他背叛那些死在他身边的战友，他选择了硬刚，结局就是从五楼的那扇窗户坠落。 那个空荡荡的骨灰盒，装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个时代错乱的逻辑：一个从地狱里杀出血路的越狱专家，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关押室里，一个记录英雄的人，最后被当成叛徒像垃圾一样处理掉。 1982年的那份31号文件，虽然只有几页纸，却重得让人拿不住，它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回来，尽管对于罗广斌来说，这一天晚到了足足14年，如今再走进白公馆的展厅，你会看到罗广斌的照片重新挂回了墙上，就在江姐的旁边。 虽然那个骨灰盒里依旧空空如也，但他用生命补齐了《红岩》里没写完的最后一章，关于忠诚者如何在混乱年代证明忠诚，那个声音像麻袋砸地的闷响，最终在这个空的盒子里，激起了最长久的回音。信息来源：《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故事——2011年07月01日 19:12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