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回京，母亲气得半死，怒骂她未婚先孕，不知羞耻。谁料，当她得知孩子的身世后，却立马变脸，抱起孩子打算自己来养。 1976年的那个寒冬，北京胡同深处，那扇斑驳的木门“咣当”一声巨响，震得邵红梅怀里4岁的孩子猛地一缩脖子，这一年，她25岁，离家整整7年，屋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热泪盈眶，母亲手里织毛衣的竹针“啪嗒”掉在地上。 盯着闺女怀里那个穿着土布棉袄的男娃，眼神像要把人扎透，此时的邵红梅，不再是当年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学生，而是一个被邻里街坊指指点点的“未婚妈妈”门外寒风刺骨，门内的空气却比冰窖还冷。 母亲气得浑身打颤，抄起角落里的鸡毛掸子，指着院里的枣树骂，每一句都戳在脊梁骨上：“不知羞耻，还没嫁人就带个野种回来，老邵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这哪是回家，分明是过堂。 街坊四邻扒着门缝看热闹，闲言碎语像飞沫一样溅进来：“看吧，我就说那知青下乡没好事，准是在窑洞里偷汉子”邵红梅没躲，也没回嘴，只是把孩子护在身后，扑通一声跪在了青砖地上。 她太清楚，如果不把这笔“账”算明白，这个叫赵玉刚的孩子，在北京城就没有立锥之地，这笔账，得从1969年算起，那年她才18岁，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车，从北京一路颠簸到陕北延安赵家沟。 黄土高原给了她个下马威，水土不服加上拉肚子，人瘦得脱了相，是村会计赵砚田和媳妇闫玉兰，把自家窑洞腾出一半给她住，半夜走几十里山路去请大夫，那是真正的救命之恩，闫玉兰为了给她补身子，自己舍不得吃，却总能在给她的榆钱饭里卧个鸡蛋。 那两年，没有赵家夫妇的那半铺暖炕，北京姑娘邵红梅早就折在黄土坡上了，可老天爷不开眼，1971年冬天，闫玉兰早产，孩子生下来就跟猫崽子一样弱，大人却没挺过来，看着赵砚田抱着哭不出声的婴儿蹲在炕角，邵红梅没把自己当外人。 她剪了自己的白衬衫做尿布，把家里最后一点小米熬成浓汤，蘸着棉絮一点点喂进孩子嘴里，村里人都说这娃活不过满月，是她硬生生守了40个日夜，把孩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如果说这只是道义，那1974年发生的事，就是生死契约。 那年秋天暴雨连绵，生产队的仓库塌了一半，抢运种子时，房梁断裂的瞬间，赵砚田没有往外跑，而是猛地把邵红梅推到了门外，40岁的汉子被压在房梁下，没了气息，身下还护着半麻袋玉米种，那一天，4岁的赵玉刚成了孤儿，而邵红梅这条命，是赵砚田拿命换回来的。 知青点的人劝她别犯傻，把孩子送县福利院，自己干干净净回城，可她看着拽着自己衣角喊“娘”的孩子，心横了下来：这孩子不是累赘，是她良心的活体凭证，回到1976年的北京堂屋，邵红梅颤抖着手，撕开孩子棉袄的内衬，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和一张发黄的照片。 照片上，赵砚田夫妇笑露出一口白牙，中间夹着穿着知青服的邵红梅，那封绝笔信，是赵砚田生前托人写的，信纸被汗水和眼泪浸得发硬，信里写得明白：要是两口子有个三长两短，求邵同志看在两年热汤热饭的情分上，给赵家留个后。 邵母捏着信纸，读了一遍又一遍，屋里静得只能听见墙上挂钟的走针声，老太太突然转身，从五斗柜里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的全是闺女这些年寄回来的家书，每一封信里，都提到了赵大哥和闫大姐怎么照顾她。 事实对了号，误解就成了愧疚，老太太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那股子要把人赶出家门的狠劲儿瞬间泄了，她一把抱起还穿着陕北补丁裤的外孙，手抖得厉害：“这是咱家的恩人呐，你个傻闺女，咋不早说”。 从那天起，胡同里少了闲话，多了一个护犊子的老太太，有人再敢嚼舌头，邵母就拄着拐棍骂回去：“这是我亲外孙，他爹娘救过我闺女的命，这孩子就是我的命”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邵红梅进了纺织厂，三班倒地干。 夜班回家时，总能看到母亲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给孩子补裤子，后来孩子十岁那年得了肺炎，邵母二话不说，把压箱底的银镯子当了，换了药费和奶糖，那个曾经被断言活不长的早产儿，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吃着副食店的糖果长大了。 1997年清明，邵红梅带着已经长大的赵玉刚，回了一趟延安赵家沟，坟前摆着北京带去的小米馍和果脯，赵玉刚跪在黄土地上，给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磕了三个响头，黄纸烧成的灰烬顺着风飘向天空，像是一种迟到的回应。 如今的赵家沟已经搞起了旅游开发，村口立着“知青旧居”的牌匾，但对于邵红梅来说，那不仅仅是历史遗迹，那段岁月里，没有血缘的两个人，因为一场生死托付，把两个毫无瓜葛的家庭，硬是过成了一个户口本上的亲人。信息来源：顶端新闻——22岁未婚女知青抱着4岁的儿子回家被母亲指责，没想到，随后她却抱过孩子：我和你一起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