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一个深夜，许世友特意喊来肖永银，让他赶紧去接一个人。这个人在当时身份很特殊，是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从后门架出去，半夜拉出来，“绑上”火车直奔南京的。他此次前来也是为得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帮助。此人到底是何身份呢？ 1937年，肖永银才20岁，是个看着并不起眼的小年轻。 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苦，但西路军的苦，那是苦到了骨头缝里。祁连山的寒风加上敌人的围剿，把两万多人的队伍打散了。当时，徐向前元帅做了一个无奈的决定：分散突围。临走前，徐向前把一封写给党中央的亲笔信，郑重地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陈明义，另一个就是他的警卫排长肖永银。 徐向前指着肖永银说：“李先念，把你这个排长借我用用。” 就这一借，开启了肖永银九死一生的旅程。 他和陈明义两个人，没马没车，靠两条腿，硬是在戈壁滩上走了两千多里。那是真的在玩命，饿了啃树皮，渴了吃雪，还要时刻躲着马家军的骑兵。等到几个月后，他们摸到援西军驻地镇原的时候，那模样早就不是兵了，连乞丐都不如。 当时负责接应西路军残部的，正是刘伯承。 当肖永银站在刘伯承面前时，衣衫褴褛，浑身发臭，只有那双眼睛还透着点活气。刘伯承看着眼前这两个“野人”，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一边擦泪，一边紧紧握着肖永银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 从那一刻起，刘伯承记住了这个河南籍的小个子。他发现，这小子不仅忠诚，而且脑子活，是块打仗的好料子。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日军对冀南搞大扫荡。当时八路军总部被围，情况万分危急，参谋长左权就是在那次突围中牺牲的。 当时肖永银正在党校学习，按理说没枪没兵，但他一听说总部被围，二话不说，临时拉起一支队伍就冲进去救人。他脑子非常清醒，当时那种乱仗，想保全所有坛坛罐罐是不可能的，必须保人！ 他带着几个连，硬是把罗瑞卿、杨立三这些首长，还有几百名机关干部从鬼门关抢了出来。但在撤退途中，为了保证速度，不得不丢弃了一些笨重的物资，甚至没能顾上银行的非战斗人员。 战后，有人告状，说肖永银“见死不救”，只顾着跑路。 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刘伯承听完汇报，把桌子一拍，说了一句极有水平的话：“老母鸡不用带着一群小鸡，那要老母鸡干什么？”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指挥员的首要任务是把主力带出来，在那种生死关头，能把几百个干部救出来就是大功，哪能求全责备？刘帅这句话，不仅保住了肖永银，更教会了他怎么当指挥员：慈不掌兵，关键时刻要分得清主次。 如果说之前的经历是“练级”，那么1947年的汝河之战，就是肖永银的“封神之战”。 当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前有汝河拦路，后有国民党三个整编师追击，头顶上还有飞机轰炸。几万人马被挤在一个狭窄的区域里，一旦过不去河，全军覆没都不是危言耸听。 指挥部里，空气安静得能听到心跳声。刘伯承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肖永银，下了一道死命令：“不管前面是飞机大炮，不管后面有多少追兵，你要给我杀出一条血路！” 那场仗，肖永银打疯了。 他把指挥所设在最前沿，光着膀子，组织敢死队用刺刀和手榴弹开路。那真是尸山血海，硬生生在敌人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掩护刘邓首长和中原局机关冲了过去。 说回1970年那个晚上。 肖永银赶到南京车站时，列车刚刚停稳。车门打开，刘伯承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慢慢走了下来。 那一年的刘帅，已经快八十岁了，完全没有了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看到肖永银，老帅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有些局促，他说：“我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肖永银强忍着眼泪，扶住刘帅的手臂，大声说：“首长，你这是骂我！到了南京就是到了家，许司令说了，你就住中山陵5号，谁也不敢动你！” 在南京的那段日子，是刘伯承晚年少有的安宁时光。许世友虽然性格粗犷，但对刘帅极尽孝心，而具体的照料工作，全是肖永银一手操办。他知道刘帅喜欢吃斑鸠，就派人去山上抓；知道老帅眼睛不好，就让人把路铺平。 1986年10月，刘伯承在北京病逝。 消息传到南京，肖永银正在开会。按理说，追悼会的名单是有严格限制的，但刘帅的夫人汪荣华在审定名单时，发现没有肖永银的名字，当即急了，直接打电话给治丧委员会：“怎么能没有肖永银？加上！必须加上！” 接到通知的肖永银，连夜飞往北京。 当他走进灵堂，看到那个静静躺在鲜花丛中的老人时，这位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彻底崩溃了。他没有按照常规程序排队瞻仰，而是快步冲到遗体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他颤抖着手，抚摸着水晶棺，哭喊道：“首长，我是肖永银，我来晚了！我没能送您最后一程啊！” 这一跪，跪的是恩师，跪的是战友，跪的是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