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共卧底叛变，他主动向中统特务长官自首，说自己是地下党，还说出了许多情报，结果一转身却被一枪击中，上司道：“巧了，我也是地下党！” 1947年5月，国共内战正打得热火朝天。郑连魁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他手下的一名情报股长。 这人平时看着挺机灵，但这会儿脸色蜡黄，眼神飘忽，一看就是心里有鬼。还没等郑连魁开口问，这股长“扑通”一下就差没跪下了，张嘴就是一句炸雷：“主任，我是中共地下党，我要向你坦白！” 郑连魁毕竟是老江湖，面不改色，甚至还带着点疑惑反问：“现在国军虽然有点吃紧，但也没崩盘，你怎么这时候想起来自首了？” 那股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说卧底的日子太难熬了，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说梦话暴露身份，这心理压力实在扛不住了。再加上中统内部那时候贪腐成风，大家都忙着捞钱享受，这股长也是凡人，被国民党这边的纸醉金迷晃了眼，革命意志一旦动摇，那就只想保命发财了。 为了表忠心，这股长可是下了血本。他不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信誓旦旦地说手里握着不少共产党的情报，只要饶他一命，他愿意当“反向间谍”，给党国效力。 郑连魁听得很仔细，中间还特意关上门，压低声音问了几个关键问题：上线是谁？还有谁知道你的身份？这事儿跟别人说过没？ 这股长也是实诚，为了活命那是知无不言。他向郑连魁保证：除了上线，没人知道他是卧底；而且自首这事儿，除了郑主任，他谁都没敢说，毕竟家丑不可外扬，他也怕被同僚笑话或者被当场处决。 听到这里，郑连魁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他换上一副“自己人”的笑脸，拍着股长的肩膀说：“行，既然你迷途知返，我肯定在上峰面前保你。这事儿你烂在肚子里，谁也别说，说了我也保不住你。” 股长千恩万谢地走了，觉得自己简直是走了大运，碰上个“仁义”的好领导。结果呢？他前脚刚转身出门，后脚一声枪响，郑连魁直接帮他实现了“永久保守秘密”的愿望。 郑连魁这一枪，不仅除了一个叛徒，更保护了无数潜伏在黑暗中的同志。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了：这个郑连魁，怎么就成了共产党呢？他不是中统的老油条吗？ 郑连魁本来确实是国民党的死忠粉，那是徐恩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业务能力极强。但在1945年两淮战役的时候，他被新四军给俘虏了。 按照国民党那边的宣传，落到共产党手里，那就是剥皮抽筋的下场。郑连魁当时也是心如死灰，等着挨枪子儿。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咱们这边不仅没动刑，反而好酒好菜招待着，还有专门的干部跟他聊时局，聊国家前途。 这就叫攻心为上。国民党那边是什么德行？贪污腐败、派系倾轧、不管百姓死活。共产党这边呢？纪律严明、一心救国。两边一对比，只要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知道该选哪边。郑连魁被感化了，他在战俘营里完成了从特务头子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更有意思的操作来了。我们把他放了回去，让他“官复原职”。这就是咱们情报工作的高明之处，把敌人变成自己人，再送回敌人的心脏。 郑连魁回去后，利用职务之便，那是真没少干“好事”。他在淮阴地区，不仅多次把国民党的清剿计划提前送出来，还配合我党揪出了潜伏在内部的102名特务。这就相当于把国民党在淮阴的情报网给连根拔了。 这事儿听着传奇，其实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是常态。 咱们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咱们党搞情报，那是被逼出来的。1927年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杀得人头滚滚。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光有枪杆子不行，还得有耳朵和眼睛。于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建立了中央特科。 这一建不要紧，直接搞出了一个世界情报史上的奇迹。咱们特科有个铁律，叫“不许在党内互相侦查”。这跟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那真是除了老蒋谁都监视，整天忙着内斗。我们这边呢？一致对外，攥成一个拳头。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那局面简直可以用“魔幻”来形容。 你看看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蒋介石的爱将。每次国民党开会研究怎么打共产党，作战计划都是郭厅长制定的。散了会，这计划副本也就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有时候前线指挥官还没收到命令，咱们这边连埋伏圈都设好了。这也难怪杜聿明在那儿骂娘，说这仗没法打。 再看看何基沣和张克侠，这俩也是把兄弟，都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淮海战役关键时刻，两人率部起义，直接把徐州的北大门给敞开了。最好笑的是，这两人在起义前都不知道对方也是地下党，平时还互相提防，演戏演了十几年。直到最后摊牌了，才发现是“一家人”。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国民党那些高官厚禄、金条美元，终究买不来人心。像郑连魁、郭汝瑰这些人，他们图什么？在国民党那边已经是人上人了，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他们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帮共产党，图的就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图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