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彭德怀错杀袁文才、王佐，毛主席悲痛惋惜，一生都没释怀 袁文才和王佐到底是什么人？在当时的官方定义里，他们是“土匪”，是“绿林武装”。但在井冈山老百姓嘴里，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豪杰。 1927年，毛主席带着秋收起义剩下的几百号人，衣衫褴褛地来到井冈山下。那时的情况多窘迫？人困马乏，没吃没喝，后面还有追兵。如果不是袁文才和王佐敞开山门，这支队伍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那时候的“规矩”很残酷：莫斯科开的中共六大，发了个“本本”，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要对土匪首领“完全歼灭”。 这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山沟里的仗。毛主席当时就看出了问题，他不仅不准动袁、王，还特意跟同志们解释：“他们不是土匪，是我们的同志。” 事实证明，毛主席看人极准。 袁文才给了红军1000块银元，王佐资助了500担稻谷。更关键的是，王佐把他那位于大井的“营寨”腾空了，直接给工农革命军做军营。 咱们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仅仅两年后，这两个有大功的人，就被“自己人”给干掉了。 这起悲剧的直接执行者是红五军，也就是彭德怀的部队。但你要说这锅全让彭老总背，那也不公道。真正的幕后推手，是当时湘赣边界特委的某些领导，以及那个著名的“土客籍矛盾”。 井冈山这地方，历来有“土籍”和“客籍”之争。土籍人占着平地，有钱有势；客籍人住在山上，受气。革命一来，客籍人最积极，翻身做主人，这就遭到了土籍豪绅的疯狂报复。 1930年，这种矛盾甚至渗透到了党内。当时的特委书记朱昌偕、宁冈县的龙超清，因为各种地方利益和私人恩怨，早就想除掉袁、王。 他们设了一个极其恶毒的局。 他们伪造了毛主席的信，把袁文才和王佐骗到了永新。袁、王二人对毛主席那是崇拜到了极点，一听是“毛委员”召唤，那是兴高采烈地就去了。 到了永新，王佐其实起了疑心，因为迟迟没见到信。他对袁文才说：“老庚，看样子有诈，咱们得防着点。”可袁文才太实在了，他说：“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2月24日拂晓，特委书记朱昌偕带人闯进屋，当场打死了袁文才。王佐突围时，发现浮桥被拆，最后淹死在河里。 彭德怀当时接到的报告是“袁、王要叛变”，加上特委的强硬命令，他派出了部队。这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造成的悲剧，也是教条主义杀人的血淋淋案例。 袁、王被杀后，他们的部下并没有马上散去。最近发现的一份史料，读来让人头皮发麻。那是袁、王部下16位被捕的共产党干部，在被处决前写给彭德怀和特委的信。 信里写道：“我等16人，舍共产无他从，期待上级让我等继续革命，为共产殉身。” 这就叫“肝胆长如洗”！这帮被视为“土匪余孽”的人，在生死关头，想的不是投降，不是报复，而是表白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恳求继续革命。 后果是毁灭性的。 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在极度绝望和恐惧下，收拢残部投靠了国民党。井冈山根据地，这个毛主席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红色大本营，迅速由红变白，彻底失守。直到1949年解放，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 袁、王被杀的时候，毛主席正在赣南。当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平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毛主席，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这种痛，不仅仅是失去了两员大将，更是对自己亲手开创的“井冈山道路”的一种打击。他一生最恨教条主义，最恨不搞调查研究就瞎指挥，而袁王之死，恰恰就是这两样东西合谋的产物。 这份愧疚，毛主席背了一辈子。 1965年，阔别38年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这时候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在接见井冈山群众代表时，他特意让人把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王佐的妻子兰喜莲接来。 那个场景，在场的很多人都看哭了。 毛主席紧紧拉着两位老人的手，第一句话就是：“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 谢梅香泣不成声，说：“毛委员！您总算回来了……那年，您是穿着我给您做的新鞋，到的茅坪……” 兰喜莲也哭着回忆：“那天晚上，您第一次上茨坪，和王佐说了一宿的话，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 毛主席听着这些话，眼圈红了。他后来问起当初他们见面的地方——林风和家的情况。当地干部为了掩饰错误，撒谎说林家没人了。其实，林风和是被当成恶霸地主斗死了。 听到林家“无后”，毛主席连连叹息。他转过身，对着在场的所有人，一字一句地给袁文才和王佐做了最后的历史定论： “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他们是有极为重大贡献的！” 那天晚上，毛主席夜不能寐。他想起了当年的烽火岁月，想起了那两个被错杀的“绿林兄弟”，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念奴娇井冈山》。词里有这么一句：“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这“独有豪情”，祭奠的不仅是井冈山的岁月，更是那两个蒙冤三十五年的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