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向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主席强烈反对，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58年春天，北京大学的礼堂里坐满了人。 陈伯达在台上突然提高嗓音，矛头直指坐在前排的马寅初： “马校长，你要做检讨！” 全场瞬间安静，目光齐刷刷投向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扶了扶眼镜，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没有表情，嘴角抿成一条坚硬的线。 就在一年多前，这位经济学家关于控制人口的发言，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得到过肯定。 没人想到，风向变得这么快。 要理清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得把时间往回拨几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日趋安定，医疗条件改善，一个显著变化是人口开始快速增长。 生孩子成了家家户户的喜事，“人多力量大”是当时普遍的认知。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 这个数字印在报纸上，让很多人感到自豪。 但马寅初拿着这份报纸，眉头越锁越紧。 作为经济学家，他习惯用数据思考未来。 他没有停留在书斋，而是带着笔记本跑到浙江农村，在田埂和农家院里，仔细询问每家每户添了几口人。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这个速度增长，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二十六亿。 这个数字让他深感不安。 他仿佛看到，有限的耕地如何供养无数张嘴，薄弱的经济积累如何满足爆炸式的就业、教育需求。 经过几年调研和思考，1957年3月，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引用详实数据，提出中国必须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要有计划地生育，提倡晚婚和避孕。 他的发言逻辑清晰，引起与会者重视。 据记载，毛泽东主席在会后也曾谈及人口应有计划地发展，甚至风趣地说是否该设个“计划生育部”。 马寅初备受鼓舞，将讲稿整理成著名的《新人口论》，于同年7月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 文章从经济发展角度，论证了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许多知识分子读后表示支持，认为他看到了国家长远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 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 1957年下半年，政治氛围发生变化。 随着“大跃进”运动兴起，“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乐观情绪席卷全国。 在这种背景下，主张“控制”和“计划”的《新人口论》，开始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消极”和“保守”。 学术观点被置于政治透镜下审视，味道就变了。 1958年5月的北大校庆大会，成了公开批判的起点。 此后，批判声浪越来越高。 康生在一次讲话中，将问题尖锐化： “这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 这顶“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在当时极具杀伤力。 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将《新人口论》定性为“错误思想”。 面对汹涌的批判，时年七十六岁的马寅初，展现出惊人的学术骨气。 这位早年就敢直言、不畏强权的学者，拒绝做违心的检讨。 他认真阅读每一篇批判文章，然后撰写长文逐一辩驳，公开表示“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在当时的压力下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也使他彻底失去了转圜余地。 1960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淡出公众视野。 他的理论被打入冷宫，人口问题成了学术禁区。 然而，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 在马寅初沉寂的岁月里，中国人口持续高速增长，到七十年代末已接近十亿。 粮食、就业、住房、教育等资源的压力日益凸显，一步步验证了他当年的忧虑。 实践，开始为理论补上迟来的注脚。 1979年，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召开大会，郑重为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是“坚持真理的模范”，并聘其为名誉校长。 这位时年九十八岁、双耳已聋的老人坐轮椅进入会场。 他听不见如潮的掌声，但看得见人们脸上的敬意。 更重要的是，他当年在《新人口论》中提出的核心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此时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 马寅初的人生起伏，远不止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荣辱。 它映射了一个新生国家在现代化征程中的艰难探索，揭示了科学认知与时代情绪之间的复杂张力。 它证明了，一个基于事实和远见的真知灼见，或许会因暂时不被理解而蒙尘，但不会因批判而失效。 时间，终会赋予坚持真理者以尊严，也终会让一个国家在教训与经验中，学会敬畏规律，走向成熟。 这位百岁老人的风骨与远见，如同一座精神灯塔，提醒人们： 在关乎民族未来的重大抉择上，理性、科学与无畏的直言，何其珍贵。 主要信源：（周恩来纪念网——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评 周恩来为之打抱不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