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叛徒找到了李克农，说他已经知道错了，请求李克农给他一个机会，李克农说：“机会我给你，你自己要珍惜！” 这句话，是在重庆一处极不起眼的院落里说出的。时间是1943年夏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表面秩序尚存，暗地里却是军统、中统、各方情报力量反复角力的中心。 李克农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社会部负责人，专门统管国统区地下情报工作。这个岗位没有公开身份，却几乎每天都在和生死打交道。 那名来投的人，并不是突然出现。早在半年前，上海地下交通线连续遭到破坏，多个联络点被端，几名交通员被捕。 事情发生后，李克农通过重庆掌握到的零散线索判断，有人没有经住刑讯，把组织情况交代了出去。这类情况在抗战时期并不少见，但后果往往极为严重，一条线一旦断裂，牵连的就是几十人的安危。 真正让李克农警觉的，是随后军统在重庆策划的一轮集中清查。1943年前后，军统局在戴笠直接部署下，多次针对中共在陪都的隐蔽组织展开行动，目标直指交通系统和电台网络。 李克农当时已经主持建立了多条单线联系，刻意压缩知情范围，但仍然能感到压力在逼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名曾经出事的交通员辗转来到重庆。对方交代，自己在上海被捕后松了口，随后被军统利用，参与过诱捕行动。 但在之后的接触中，对方开始故意拖延、留下漏洞，并在看守松懈时逃离控制区。两个月的流亡生活，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只为找到李克农当面说明情况。 李克农并没有立刻表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纪律，这样的人本应彻底隔离。但李克农更在意的是对方带来的另一条信息：军统内部正在酝酿一次针对重庆地下党的整体清剿，行动时间、重点对象已经初步确定。 这与此前社会部零星掌握的情况高度吻合。 李克农没有被情绪左右。多年隐蔽战线的经验，让李克农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判断一个人，不只看过去的错误，更要看现实中的价值和风险。 他很清楚，情报工作不是道德评判，而是责任判断。 信任从来不是一次性的。 类似的抉择，李克农并非第一次面对。早在1939年，在延安，李克农就参与处理过熊向晖的特殊情况。 当时熊向晖是以军统身份进入延安的，但在被识破后，李克农和周恩来并未简单处理，而是通过反复谈话和审查，最终促成策反。 后来熊向晖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关键情报，甚至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直接关系到中共代表团的安全。 正因为有这样的先例，李克农在1943年的重庆更加谨慎。他给了那名交通员新的身份，但只允许单线联系，不接触任何核心人员。同时，明确要求，一旦暴露，情报优先，不得牵连组织。 那把配枪，并不是信任的象征，而是最后的责任。 情报很快发挥了作用。根据对方传出的内容，社会部迅速调整了重庆地下党的联络方式，部分人员提前转移，一些已经被盯上的住处连夜弃用。 原本计划中的清剿行动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军统内部甚至一度怀疑情报来源出现问题。 但风险并未消失。重庆的形势在1943年下半年持续紧张，军统对内部审查愈发严密。那名交通员在回传最后一批情报后，已经处在高度危险状态。 李克农知道，这条线随时可能断掉，却仍然选择让情报继续流动。 有人后来问过李克农，是否后悔给过那样的人机会。李克农的回答很简单，大意是，隐蔽战线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更少牺牲的选择。 1943年的重庆，没有人能保证活到明天。李克农能做的，只是在有限条件下，尽量保住更多人的性命，也尽量不让信念被现实磨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