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郑洞国的前妻想复婚，郑洞国的子孙都同意，但郑洞国却摇头拒绝：“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十天就被她花掉，不复婚！” 郑洞国1903年出生于湖南石门县一个普通农家，早年求学本地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军事技能。毕业后投身东征战役，对抗陈炯明部队，之后参与北伐战争，从江西推进到华北地区。1933年长城抗战中，他率部在古北口阻击日军，组织防御工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指挥部队在保定、台儿庄、武汉等地作战，多次调整战术应对敌军进攻。1939年昆仑关战役，他领导荣誉第一师主攻阵地，协调步兵与炮兵配合。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在缅北战场指挥密支那战斗，组织部队穿越丛林推进。1945年抗日胜利后，转战东北，负责沈阳等地防务。1948年3月奉命赴长春担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面对围城困境多次请求补给。10月城池失守后，他宣布投诚，接受解放军安排治疗腿伤。1950年北上北京，1952年起在水利电力部担任参事，后转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1979年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参与统战事务直至晚年。他的军旅生涯从黄埔起步，到抗日立功，再到和平时期转型，体现了时代变迁下的个人选择路径。 郑洞国与陈碧莲的婚姻始于1928年，两人育有多个子女，初期生活主要在上海度过。1948年郑洞国赴长春前，两人短暂分离，陈碧莲留在后方照料家庭。长春投诚后，郑洞国返回上海短暂团聚，但1950年他接到北京工作邀请时，陈碧莲不愿北上，坚持留在上海习惯的环境。1951年郑洞国独自前往北京，在水利部门任职，多次通过电话和信件劝说妻子携子女前来，但陈碧莲回应冷淡。1953年她正式提出离婚，结束二十余年婚姻。离婚后陈碧莲很快再嫁上海一名商人，该商人经营企业，生活条件优越，但公私合营政策实施后，企业改制导致商人入狱，出狱后健康恶化早逝，陈碧莲经济陷入困境，转而依赖弟弟接济。郑洞国则在友人介绍下再娶顾贤娟，两人生活简朴，顾贤娟支持他的工作，两人育有一女。1983年陈碧莲通过子女表达复合意愿，儿孙辈基于对她的养育之恩表示支持，多次劝说郑洞国考虑老人团聚。郑洞国在家庭讨论中多次摇头，指出自身工资有限，无法满足陈碧莲以往的消费习惯。他的拒绝源于对过去生活的清醒认识，陈碧莲出身上海富裕家庭，年轻时习惯购买丝绸衣物和进口用品，离婚前已显露出对北方生活的不适应。 1983年事件发生时，郑洞国已年届八十，生活在北京简朴住宅中，工资主要用于日常开支和家庭维持。陈碧莲的复合请求通过信件和子女口头转达，孙辈如郑建邦夫妇在上海火车站与她会面时，也感受到她的悔意。她寄来亲手制作的食物，希望借此软化郑洞国的态度，但这些举动未能改变他的决定。郑洞国在拒绝时强调经济现实，指出一个月工资仅够她十天花销，这反映出两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陈碧莲年轻时在上海享受都市繁华，婚后随郑洞国军旅调动，但始终偏好舒适环境。离婚后她的再婚选择进一步凸显了对物质条件的追求，而商人去世后她的困境促使她转向旧情。郑洞国的立场得到部分子女理解，他们虽希望家庭和睦，但尊重父亲的自主选择。这件事在家族内部引发讨论，儿孙辈从中看到婚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历史资料显示，郑洞国晚年注重实际，避免重蹈覆辙，他的决定基于多年积累的经验教训。 郑洞国拒绝复合后，继续在北京从事政协和民革工作，整理文史资料，参与会议讨论统战议题。顾贤娟于1972年因病去世，郑洞国独自抚养女儿郑安玉，但1977年郑安玉在工厂意外遇害，对他造成打击。他坚持工作到晚年，1980年代仍出席活动。陈碧莲返回上海后，独自生活，经济依赖亲属，至九十多岁高龄。1986年郑洞国孙子夫妇在上海遇见她，她递过食物表达关切，但复合事宜未再推进。郑洞国于199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陈碧莲赶来参加，注视棺木表达哀思。他的生平事迹被收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近现代人物史料，记录了从军旅到和平转型的历程。陈碧莲的晚年生活反映出时代政策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她的选择虽带来短暂优渥，却以孤独收场。这段婚姻故事在历史叙述中，常被视为现实考量下的理性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