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很简单的道理，你给魏忠贤一百万军费，他贪了40万，他能打胜仗。因为他知道最多只能贪40%，多了军饷不够，就会影响军队战斗力。 崇祯皇帝刚登基就迫不及待杀了魏忠贤，满朝文官欢呼雀跃，以为除掉了奸佞就能重振大明。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刀下去，没救了明朝，反而加速了它的崩塌。不是魏忠贤有多英明，而是他的存在，恰好补上了明朝最关键的窟窿 —— 财政和军饷。 魏忠贤掌权的时候，朝廷财政已经被东林党折腾得快见底了。那些文官大多是江南士绅出身，自家靠着丝绸、盐业、海贸赚得盆满钵满，却拼命阻拦朝廷向工商界征税，一门心思把税负压在农民身上。 魏忠贤不管这些虚头巴脑的道德说教，他知道军队要打仗、国家要运转，必须有钱，而且钱得从有钱人口袋里拿。 他重新开征了矿税和商税，专门盯着江南的富商和士绅。苏州的丝绸作坊、松江的布庄、扬州的盐商，还有福建的海贸商户，以前几乎不用交什么税，现在都得按规矩缴税。 天启五年，光是江南织税就收了 120 万两，占当年辽东军费的四分之一。他还派东厂的人清查全国的 “无粮田”，很多士绅隐瞒不报的土地被查出来，一下子追缴了三十万两赋税。 同时他还裁撤了京城三千多个多余的官员，省下五十万两俸禄，又严惩了一批贪污军饷的将领，辽东巡抚王化贞贪污的一百万两军饷被全部追缴，蓟辽总督阎鸣泰虚报军功也被罢官追赃。 这些手段看着粗暴，却实实在在让国库充实起来。天启年间，辽东军饷的到位率从以前的六成提高到八成五以上，士兵再也不用等半年才能领到饷银，每个月都能按时拿钱。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士兵们才有心思打仗。袁崇焕能守住宁远、打赢宁锦大捷，靠的就是充足的军饷支撑，才能打造出坚不可摧的关宁锦防线，买得起红衣大炮，备得足粮草弹药。 魏忠贤确实贪，而且贪得不少，但他贪得有分寸。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权力、财富、性命，全靠大明朝这个摊子撑着。 要是他把军饷贪得太多，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要么哗变要么逃跑，后金军队打进来，或者农民起义闹起来，他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所以他再贪，也不会碰军队的根本，给一百万军费，他最多拿四十万，剩下的六十万一定足额送到前线。他知道，只有军队能打仗，王朝能存续，他才能一直贪下去。 可崇祯杀了魏忠贤后，一切都变了。东林党重新掌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魏忠贤的所有税收政策。 他们打着 “不与民争利” 的旗号，取消了矿税、商税，江南的织税、盐税也全免了。这些文官背后全是江南士绅和富商，废除这些税，其实就是给自己的靠山谋福利。 税收一砍，国库立马就空了。天启七年朝廷还有一千二百万两税收，到了崇祯二年就只剩六百万两，直接腰斩。 可军费开支一点没少，辽东防线每年要花四百万两，后金还时不时入关劫掠，陕西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到处都要用钱。没钱怎么办？崇祯和东林党不想着向有钱人征税，反而把主意打到了农民身上。 崇祯三年开始加征 “练饷”，后来又加 “剿饷”，一亩地要多交一分二厘银子，一年下来农民要多缴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赋税。 当时陕西、河南连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农民连树皮都吃光了，还要被逼着交重税。活不下去的农民只能揭竿而起，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越滚越大，从几十人发展到几十万大军。 军饷更是成了大问题。天启年间九边军队欠饷率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崇祯朝飙升到百分之九十一。 士兵们几年领不到军饷，冬天穿着破衣烂衫，饿着肚子站岗，战斗力一落千丈。宁远兵变时，士兵们因为欠饷四个月，把巡抚和总兵都抓起来痛打一顿，后来官府借了三万两银子才平息事态。 更严重的是登州兵变，孔有德带着几千士兵和明朝最先进的火器投降了后金，就因为朝廷长期欠饷，士兵们连饭都吃不上。 那些奉命勤王的军队，走到半路没粮没饷，直接变成了流寇。山西总兵带着八千士兵来保卫京师，兵部为了逃饷，让他们几天内接连换驻地，最后士兵们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当了土匪。 甘肃的勤王军队因为没发安家粮，走到半路就杀了将官兵变。这些缺饷的士兵，后来大多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反过来攻打明朝城池。 辽东防线也彻底垮了。袁崇焕被杀后，再也没人能整合辽东军队，松锦大战惨败，辽东全境陷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大同总兵还在向朝廷哭着要欠了五个月的军饷。城破那天，崇祯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那些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文官，要么投降要么逃跑。 崇祯在煤山自缢时，大概也没明白，他杀了那个贪财的魏忠贤，却让一群更自私的文官断了国家的生路。 其实明朝的灭亡，关键不是魏忠贤有多坏，而是崇祯和东林党毁掉了唯一能让国家运转的财政体系。 魏忠贤的贪婪有底线，他知道不能把王朝榨干；可东林党为了一己私利，直接断了国家的财源，把农民逼上绝路，让军队没了战斗力。 杀魏忠贤看似是拨乱反正，实则是自断臂膀，这才是大明快速垮台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