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李德进行了公开审查，周总理当时也在现场，可最终的判定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了。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39年深冬，莫斯科的气温降得很低。 在一间陈设简单的会议室里，气氛却比窗外的天气更凝重。 长条桌的一边，坐着几位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委员，神情严肃。 另一边，则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德国人。 他叫奥托·布劳恩，但在座的中国同志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李德。 几年前，这个人在中国的江西瑞金，是能决定红军行动方向的“最高军事顾问”。 此刻，他却坐在这里，接受一场关于他在中国所作所为的正式审查。 房间里还有几位特殊的与会者，他们是当时正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因手臂旧伤复发前来治疗的周恩来。 他坐在那里，面色沉静，但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发言将至关重要。 会议开始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刘亚楼。 这位后来的开国上将，当时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他亲身经历了中央苏区的失守和湘江边的血战，亲眼见过无数战友倒在错误指挥之下。 他说话像他的性格一样直来直去，不留情面。 他盯着李德，一桩桩数落他的不是： 只会照搬苏联军事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把红军的灵活战术扔在一边； 在苏区住着专门修建的“独立房子”，生活讲究排场； 对红军将领态度傲慢，甚至对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也缺乏尊重。 刘亚楼越说越激动，手指着李德，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 李德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想辩解，尤其是否认对朱德不敬，但支吾了半天，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接下来轮到周恩来发言。 与刘亚楼的激昂不同，周恩来语气平稳，但每一句话都像经过精确测量，分量十足。 他梳理了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一系列决策： 如何顽固地推行“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阵地战，让装备简陋的红军去硬撼敌人的坚固工事； 如何错失了与“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联合抗蒋的宝贵时机； 如何在长征初期，带着庞大的辎重队伍缓慢行进，导致红军在湘江畔遭受重创。 周恩来没有提高声调，只是用平静的语气陈述事实。 但正是这些清晰、具体的事实，勾勒出一幅因错误指挥而导致的惨痛画卷。 李德如坐针毡，在周恩来冷静的目光下，他那些关于“顾问权限”和“中国情况复杂”的辩解，似乎都变得不堪一击。 毛泽民的发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这幅画卷的残酷。 他曾在中央苏区掌管财政，他拿出了一组组令人心痛的数据： 因为根据地不断丢失，苏区的经济如何濒临崩溃； 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全国的党员和红军人数锐减到了可怕的程度。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鲜活生命的逝去和革命力量的巨大挫折。 听到这些，会场里一片沉寂，连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面色沉重。 李德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他只是“顾问”，最终决定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做出的，不能把过错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 他说自己远渡重洋来帮助中国革命，是一片好心。 审查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给出了结论： 李德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军事上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 但是，委员会也认为，李德的身份是顾问，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党，有权决定是否采纳他的意见。 因此，主要责任应由中共中央承担。 基于此，李德被免予党纪处分。 这个结果，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在当时和后来都激起了复杂的涟漪。 它承认了错误，却又在责任归属上有些含糊。 对于亲历了那些惨痛岁月的中国同志来说，这个结论或许难以完全平息他们心中的痛楚与愤慨。 但它也像一个醒目的路标，让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别人的经验再好，也不能代替自己的思考；中国的路，必须靠中国人自己，根据脚下的实际情况，一步步走出来。 会后，李德被安排到出版社做翻译工作，渐渐淡出了国际共运的中心舞台。 而中国共产党，则带着血与火的教训，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莫斯科那个冬天的审查会，就这样成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见证。 它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评判，更标志着一个政党在痛苦中挣脱教条束缚，开始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关键一步。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从遵义到苏联：李德在华后期活动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