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羞愤不已当即否认，未曾想，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这个名叫朱力亚的女生，在她遇见那个自称来自巴哈马、名叫马浪的留学生时，大概从没想过，一句搭讪、一段异国恋情，会将她的人生引向深渊。 2002年的大学校园，留学生，尤其是欧美非裔留学生，身上常笼罩着一层模糊的光环。他们代表着远方、开放和另一种人生可能。朱力亚是学外语的，这种吸引力对她而言，或许更为具体。 交往中那些语言的碰撞、文化的展示，乃至对方描述的“国外”生活，共同编织了一张迷人的网。她陷进去时，觉得那是爱情，是通往广阔世界的桥。可这座桥，从一开始就是建在流沙上的。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暂时从朱力亚身上移开，去看看那个真正把她推入深渊的“结构”。这个结构，远比一个道德败坏的留学生复杂。 首先是当时跨国交友中巨大的、难以穿透的信息壁垒。没有便捷的跨国背景核查，一个自称来自巴哈马的医学院学生，他的真实国籍、婚姻状况、健康历史，完全依赖于他的自我陈述。信任成了唯一的通行证，而欺骗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是潜藏于部分观念中的身份滤镜。“外国留学生”的身份，在当时的某些语境下，不自觉地被赋予了一些超出其本身的正面联想——更开放、更优越、更值得交往。这种滤镜，会让当事人下意识地忽略或合理化那些危险的信号。 朱力亚，就站在这两重结构交织的暴风眼里。她看到的，是一个爱她的异国男友；她没看到的，是男友背后那个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真实身份，是他在家乡已有妻室的婚姻状况，以及他体内正在疯狂复制的病毒。 所以，当2004年的春天，老师神色凝重地叫住她，说出“你的男友，马浪，因为艾滋病发病，已经被遣送回国了”时，朱力亚的世界观轰然崩塌。 她之前所有关于感冒、关于体弱的疑惑，在此刻都有了最狰狞的答案。她不是败给了一个渣男，她是败给了一整套她无从察觉、也无从抵御的系统性风险。 后面的情节，朱力亚处理的冷静且残酷：疾控中心的检查，确诊报告上冰冷的阳性符号，学校的休学通知，以及周围世界迅速冷却、退却乃至隔绝的目光。朱力亚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符号——“中国首位公开身份的女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 这个符号，是她自己最终选择扛起来的。在经历过崩溃、试图自杀的黑暗后，她选择了公开。她写书，她接受采访，她把伤口撕开给所有人看。很多人把她的行为理解为单纯的“警示他人”，这没错，但或许忽略了更深一层：这更是一种绝望的自我救赎。 当个人的爱情叙事被彻底摧毁，当私人生活被卷入公共疾病的宏大叙事中，唯一能重新抓住自己存在意义的方式，或许就是把这场灾难“工具化”，赋予它一个利他的、社会性的价值。 她在用这种方式，艰难地把自己从“受害者”的被动角色中拖拽出来，试图成为自己残破人生的“讲述者”与“定义者”。 但她的讲述，依然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早期的采访中，她曾将原因部分归结于“国家对留学生入境检查不全面”。这个归因很有意思，它精准，又不完全精准。 它指向了一个显性的、制度性的漏洞，这当然是对的。但它或许也无意中回避了那些更隐性、更弥漫在空气里的文化心理与认知缺口。她把最沉重的板子，打在了最容易看见的目标上。 这不是她的错，这恰恰反映了我们面对巨大创伤时的一种思维本能：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结构性的“反派”来承载苦难，这比接受“自己也是复杂因果链中的一环”要容易承受得多。 她后来的沉寂，以及围绕她“已去世”或“仍在做公益”的模糊传闻，让这个故事停在一个悬而未决的休止符上。她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但那个由信息壁垒、身份滤镜和知识蒙昧构成的结构，真的随着她的消失而彻底改变了吗？ 参考信息： 中时新闻网|《女大生惨被黑人男友传染爱滋 19年后现况曝光》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