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拜登最大的区别在于，拜登是一个坚定的反华政客，言行不一致，嘴上说一套，背后做另一套，而特朗普虽然也反华，但他毕竟是个商人，注重利益优先，贸易战和科技战能赢就打，打不赢就妥协，还喜欢别人给他捧场。 如果把大国博弈比作一场牌局，特朗普和拜登就是风格迥异的两位玩家。 特朗普是那个把筹码拍得山响、咋咋呼呼的赌徒。他的核心逻辑是“交易的艺术”，一切皆可买卖，一切皆有价格。在他眼里，对华关系不是一盘需要精心布局的围棋，而是一锤子买卖。 所以他会亲自撸起袖子，把关税大棒抡得虎虎生风，目标直接：把钱和工厂弄回美国。他的团队里，曾重用像纳瓦罗这样的“关税狂人”，甚至不惜用虚构的数据来支撑“必须打垮中国”的剧本。 但赌徒的另一面是实用和善变。当他发现某些制裁可能让美国企业损失更大时，转身就可以做出妥协，松动出口限制。这种“能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的作风，让他的政策充满了一种个人化的、戏剧性的不确定性。 他喜欢聚光灯和奉承，一句“史上最强关税”的恭维，可能比十份国安简报更让他受用。但这种不确定性也让全世界，包括美国的盟友和自家企业，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老板明天又会抛出什么惊人之举。 拜登则更像是一位在豪华宴会上主持大局的庄家。他穿着得体的西装，言谈举止合乎规范，强调规则、联盟和价值观。他的反华，是一套系统性的“建制派围堵”。 他不会只满足于加征关税，而是要在科技、军事、外交、人权等多张牌桌上同时发牌，并致力于把其他玩家都拉到自己这一边。 于是我们看到，他一边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台面上说着“我们不寻求冲突”的外交辞令，另一边却在闭门会议中紧密协调如何应对“中国考验”；他一边派遣气候特使来华谈合作，另一边却签署充满敌意的法案。 这种“嘴上说着合作，手上加紧围堵”的鲜明反差，正是其“言行不一”的典型写照。他的政策较少突发奇想，更像是一台由专业团队操控的精密机器，虽然推进缓慢，但方向坚定，旨在从长远体系上锁定竞争对手。 那么，这两种风格，哪一种对中国、对世界的伤害更大？答案是，它们像两剂成分不同的毒药，但都毒性强烈。 特朗普的“商人式反复”，其最大的破坏力在于“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如同一场全球性的神经折磨。 企业无法做长期投资决策，不知道今天的供应链明天会不会被一道突如其来的行政命令斩断。盟友也不敢全心依附，因为这位大哥可能为了和中国做笔“大交易”，转眼就把小弟的利益给卖了。 这种混乱本身，就严重侵蚀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根基。但另一方面，这种混乱中也存在缝隙和机会，他的交易属性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谈判，存在用利益交换换取暂时缓和的可能。 拜登的“政客式围堵”，其威力则在于“系统性”和“持续性”。他致力于将对抗中国变成一种跨党派的、制度化的国家行为。 通过复活和强化各种盟友小圈子，他试图构建一个排斥中国的“平行体系”；通过国内立法和长臂管辖，他逼迫全球产业链选边站队。这种做法可能没有关税那么“疼”在表面，但却是在悄悄地给中美关系“釜底抽薪”，让脱钩和对抗变得更难以逆转。 拨开这些战术烟雾，我们会发现，特朗普与拜登的差异，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统治精英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两种焦虑和两种自救思路。 特朗普代表了一种“推倒重来”的民粹主义焦虑。他认为旧有的全球化体系和盟友网络让美国吃了大亏，中国是最大的得利者。 因此，他的方案是“退群”、“加税”、“单挑”，用一种简单粗暴的、回归19世纪强国博弈的方式，试图快速夺回优势。他的支持者，多是那些在全球化中失意的产业工人和本土资本。 拜登则代表了一种“重整旗鼓”的建制派焦虑。他承认中国崛起是无法逆转的事实，也明白完全脱钩并不现实。 因此，他的方案是“建群”、“立规”、“竞争”，试图用美国仍然占优的联盟体系和规则制定权，来规范和限制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空间，维持其主导地位。他的支持者，多是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和传统外交安全精英。 这两条路线在美国内部本身就争斗不休。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便拜登想推行“价值观外交”，他也不得不继承并部分保留特朗普的关税遗产，因为那股民粹力量他无法忽视。 而特朗普若卷土重来，即便他想和中国做交易，也必然会在科技等领域变本加厉地展现强硬，以回击对手对他“对华软弱”的指控。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