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深秋，贵州军区司令部收发室的角落里，堆着一摞被积压了半个月的信件，大多是寻亲的求助的，或者纯粹是叙旧的，压在最底下的一封信，信封脏得像刚从泥里刨出来，字迹十分丑陋。收信人：杨勇，落款：瓦工孔宪权。 当这封信终于被递到司令员杨勇案头时，他正被千头万绪的军务缠得头疼，拆开信封完全是个下意识的动作，但当那张粗糙的信纸摊开，司令员的眼神瞬间凝固了。 1950年的贵州刚刚解放不到一年，全境还盘踞着大量国民党残匪和地方武装，杨勇身为贵州军区司令员，每天要处理剿匪部署、政权建设、民生安抚等数十项军务。 军区收发室的信件常年堆积，普通群众的来信很难第一时间送到首长手中，这封来自遵义农村的瓦工来信，就被压在最底层搁置了整整一个月。 孔宪权常年干瓦工活，手上沾满泥灰，写信时没有像样的信纸和笔墨，字迹歪扭丑陋，信封也被反复揉搓，这都是底层劳动者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杨勇看到孔宪权这个名字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不是简单的惊讶，是彻底的难以置信。 孔宪权是他在红三军团的老部下，1935年娄山关战斗中身负重伤，弹片直接击穿右腿，当时部队要紧急北上，根本无法携带重伤员转移。 当年所有参战人员都认定孔宪权已经牺牲，杨勇还把他的名字记在烈士名单里，时隔15年，突然收到他的来信，换谁都会彻底震惊。 孔宪权1911年出生在贵州遵义，1930年就参加了红军，是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的参谋长，属于核心作战骨干。 娄山关战役是长征路上的关键胜仗，孔宪权带头冲锋陷阵，身负重伤后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中，缺医少药的环境里，他硬扛着伤痛活了下来。 他的右腿落下终身残疾，无法正常行走，更没法追赶北上的大部队，从此和组织彻底失去了所有联系。 贵州解放前长期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孔宪权作为红军伤员，根本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为了活下去，他拖着残疾的腿，拜师学做瓦工，靠着砌墙、盖房的手艺勉强糊口，几十年里隐姓埋名，从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红军经历。 他没领过任何补助，没找过任何组织求助，就以一个普通瓦工的身份，在遵义的乡间默默生活了十几年。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刻，孔宪权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红军部队，他知道自己终于等到了组织。 他没有立刻上门邀功，也没有哭诉自己十几年的苦难，只是多方打听老上级的消息，得知杨勇担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后，才鼓起勇气写下这封简单的信。 信里他只说自己还活着，想找一份工作为国家做事，半句没提自己的战功，半句没提自己的残疾和苦难。 杨勇核实完孔宪权的身份后，立刻派人驱车前往遵义接人，见到孔宪权的那一刻，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上将当场红了眼眶。 眼前的老人右腿残疾，满手都是瓦工留下的老茧，衣着破旧，却始终挺直腰板，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向组织提任何特殊要求。 这种历经苦难却淡泊名利的品格，在当时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也让杨勇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战友。 革命年代里，无数红军战士为了胜利抛头颅洒热血，有人牺牲在战场，有人像孔宪权一样与组织失散，隐于民间。 孔宪权没有把自己的革命资历当成索取待遇的资本，没有因为受过重伤就躺平享受，这种坚守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反观历史上个别居功自傲的人，仗着过往的功劳索要特权、贪图享受，和孔宪权比起来，格局和品格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杨勇随后按照政策为孔宪权安排了工作，让他在遵义负责革命遗址保护和民政工作，他依旧保持着朴素的作风，兢兢业业干到退休。 他一辈子没给组织添过麻烦，没提过过分要求，用一生践行了红军战士的初心，这份纯粹的信仰，穿越时间依旧让人动容。 那些真正为革命付出的人，从不会把功劳挂在嘴边，只会用行动坚守初心，这才是最值得我们铭记的革命精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