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跃进曾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说得好！为什么让三千万国企工人从头再来？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从头再来？ 其实很多人聊起当年的下岗潮，总爱说“那是时代必然”“改革总要有人牺牲”，这话听着没毛病，但细琢磨就不对劲——凭啥牺牲的，偏偏是那些最踏实、最能扛事的国企工人？ 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前靠国家统购统销的国企，突然要自己闯市场，可长期养尊处优惯了，机构臃肿到啥程度？ 有的工厂里，三个工人干一个人的活，办公室里闲职人员比一线工人还多，再加上设备落后、产品跟不上时代，亏损就成了常态，到1997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39.1%，很多厂子连工资都发不出，只能靠国家财政补贴续命。 于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成了破局的唯一办法，可这“减员”，减的从来不是那些坐办公室、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车间里挥汗如雨的一线工人。 从1992年到2000年初，近三千万国企职工被迫离开岗位，其中1998到2001年是最集中的几年，每年都有上百万工人失去工作。 这些人，大多是35到50岁之间，从小就在厂里长大，有的子承父业，一辈子就会一门手艺——车床、纺织、冶炼，离开了工厂，这门手艺就成了“废柴”，想找份正经工作，人家嫌你年龄大、没新技能，连门槛都摸不着。 当时所谓的“安置”，最常见的就是“买断工龄”，国家就给个大方向，说干一年补一个月工资，至于补多少、怎么补，全看地方和企业的脸色。 199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下岗职工平均买断补偿金只有4800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才5854元，一笔补偿金，还不够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 效益好点的国企，比如东北的大型钢铁厂，2000年下岗职工能拿到3万左右，已经算“幸运儿”；可在那些偏远地区的小国企，比如县办化肥厂、农机厂，职工买断金只有几千块，还有些厂子直接耍无赖，说“没钱补，要补就等厂子破产清算”，可真等破产了，连厂房设备都抵押了，职工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而且1997年我国才正式建立养老保险制度，1999年才明确禁止企业以买断工龄为由断缴社保，但很多企业根本不当回事，反正工人已经下岗了，管你社保断不断。 这就导致大量下岗职工，社保一断就是十几年，直到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社保体系才算完善，可这十几年的缺口，得自己掏钱补。 2012年，全国多地出台下岗职工社保补缴政策，补缴15年社保，最少要花10万以上，对那些靠摆地摊、打零工糊口的下岗工人来说，这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很多人只能放弃补缴，晚年只能靠每月几百块的低保过日子。 那些天天在台上喊“大家要勇于从头再来”的人，却从来不用自己“从头再来”。当年的国企厂长、书记，就算厂子倒闭了，也能凭着手里的关系，调到其他国企或者政府部门继续任职，工资待遇一点不降；还有些管理层，借着国企改制的机会，低价承包厂里的设备、厂房，转身就成了私企老板，靠着以前的资源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从来不用体会，下岗工人半夜起来愁孩子学费、愁老人医药费的滋味，从来不用在寒风里摆地摊，看人脸色赚钱，凭啥改革的代价，全让最底层的工人来扛？凭啥他们能坐享改革的红利，工人却要为改革买单？ 后来国家也确实想了不少办法，2005年，国务院要求将困难下岗职工纳入低保，2008年推出灵活就业社保补贴，2016年又放宽下岗职工社保补缴条件，但这些政策，执行起来总有偏差。很多下岗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有这些政策。 还有些地方，补贴名额被暗箱操作，真正困难的人拿不到，有关系的人却能钻空子。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下岗职工，因为档案丢失、劳动关系证明不全，连低保都申请不了，更别说社保补缴了。 没人否认，当年的国企改革是必要的，要是不下岗分流，很多国企早就破产了，国家经济也没法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改革的意义，应该是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一部分人牺牲，去成全另一部分人。 三千万下岗工人，不是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是国家转型的“垫脚石”，用自己的青春和安稳，换来了国家的发展。 艾跃进的那句话，之所以直到现在还能戳中人心，就是因为它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凭啥工人就得被逼着从头再来，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却能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 这个问题，不是要否定当年的改革，而是要记住，那些为改革付出代价的工人，他们的牺牲，不该被一句“时代必然”轻飘飘地带过，更不该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