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流浪汉因无暂住证被送进收容所，填写籍贯时警察瞬间呆住“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一间收容遣送站里，空气沉闷得像要凝固，一张登记表摆在桌面上，对面坐着的是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人，因为没有暂住证，他刚刚经历了被收容的例行程序，在这个拥有绝对执法权的封闭空间里。 男人握笔的手很稳，在那一栏籍贯后写下“河南杞县”紧接着签上了名字：王耀军，负责登记的民警扫了一眼表格，目光突然停滞了，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的审视瞬间变成了错愕，甚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探究：“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 在那一刻，权力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倒置，一个流浪汉的名字，竟然击穿了治安管理的坚硬防线，在几千里之外的京城，成为一种被瞬间识别的“文化通货”这事儿听着像魔幻现实主义，但在当年的豫东平原，这却是实打实的社会生态。 要知道，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算法，王耀军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的背书，他手里掌握的“媒介”仅仅是一只沾满石灰浆的铁桶，和一把秃了毛的旧扫帚，他的版面，是杞县、通许、睢县乃至周边数个县城村镇的红砖墙和山墙。 他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刷屏”他不写那些晦涩难懂的格律诗，他写的是顺口溜，是打油诗，甚至是给路边小店写的硬广，内容粗粝、直白，带着泥土的腥气，却精准地击中了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的神经。 在那些光秃秃的砖墙上，他写民生疾苦，写世态炎凉，这种低成本、高覆盖的“墙面文学”让“王耀军”三个字成了豫东地区无人不知的民间符号，所以当北京的民警认出他时，致敬的不是眼前这个需要救助的盲流。 而是一个早在互联网诞生前就完成了“全域覆盖”的超级传播者，但如果你翻开这个男人的底牌，会发现命运给他发的牌面，原本是另一套逻辑，他出生于1945年，一个标准的赤贫农家子弟，但他拥有一项那个阶层罕见的天赋：过目不忘。 村里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课本他只要看一遍就能背诵，在那个“读书改变命运”的单一通道里，他曾被视为全家族甚至全村的希望，然而人生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分野，关于他为何跌落，民间流传着两个版本的剧本。 一个版本充满了阴谋论的悲情色彩：他考了全县第一，却被冒名顶替，才华被权势偷走，这代表了民间对他“庙堂之材流落江湖”的最高惋惜，另一个版本则更加现实且冰冷：中考前突发高烧，复读时父亲病逝，家庭经济崩塌。 无论真相是哪一种，结果都是他被甩出了既定的上升轨道，但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选择，他拒绝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选择了一种“主动的放逐”他把自己变成了流浪汉，但这更像是一种对命运的消极抵抗。 在那间收容所里，面对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即兴背诵了自己的《大鹏诗》诗里没有乞怜，全是“身在泥涂，心在天际”的狂傲，这哪里是一个乞丐的自白，分明是一个落魄文人的精神宣言，这种精神洁癖，贯穿了他荒诞的一生。 作为一个连暂住证都办不起的社会边缘人，他的账单里却有着极不匹配的“贵族式消费”在二战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念节点，他竟然自费制作了抗日将领吉鸿昌的画像，挂在街头题词纪念，这种朴素到近乎执拗的爱国情怀，在一个流浪汉身上显得尤为刺眼。 后来他出名了，有些文化机构想包装他，他靠卖字画也赚过钱，按理说，他完全可以改善一下那身破烂的行头，但他不，他把钱大多捐给了比他更穷的人，自己继续提着石灰桶游荡，直到2012年前后，他才结束了这种吉普赛式的流浪，回到家乡，最终因病离世。 信息来源：林东林著. 人山人海[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0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