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应邀访问以色列，结果在当地商谈合作期间突发事故遇难。沈阳市要求以色列方面负责，对方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事情闹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得不从中协调。 1993年11月24日那个凌晨，死海边的风应该很冷，如果此时把镜头拉近，贴到那架贝尔直升机的旋翼上，你会看到一道肉眼根本瞧不见的细纹，这是一次致命的金属疲劳，发生在那根第二级叶片上。 就在这一天，为了看一眼马萨达山的日出，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在日出前把那个该死的合同谈透，沈阳市长武迪生坐上了这架飞机，那是90年代初，内陆城市对“外资”的渴望几乎是一种生理性的饥饿，沈阳太需要这个经济出海口了。 所以在官方行程已经被塞得针插不进的时候，当以方经理提出那个“私下飞一趟”的建议时，武迪生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这是一次典型的“三无”飞行：没列入计划，没向拉马特甘市政府报备，中国大使馆也被蒙在鼓里。 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草莽年代，为了抢时间、拼政绩，规则往往被视为可以变通的橡皮筋，结果，橡皮筋断了，飞机在视线模糊的黎明中失控，砸向地面，油箱破裂引发的大火，瞬间吞噬了包括武迪生、助手张力以及那位精明的以方经理在内的5条生命。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场瞬间炸了锅，那时没有互联网，但流言的传播速度一点也不慢，有人说是去公款旅游，有人说是为了私事，甚至还有“被击落”的离谱说法，脏水一盆盆泼向这位刚刚离世的市长，连带着把他的“晚节”也架在火上烤。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反应很快，那个由林真大使和陈来元参赞牵头的善后小组，硬是从这堆乱麻里理出了头绪，他们查实了这趟飞行是为了招商引资，虽然程序违规，但性质是因公。 这个定性至关重要，它把武迪生从流言的泥潭里拉了出来，给了家属一个“因公殉职”的交代，但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沈阳方面的工作组杀到特拉维夫时，憋着一肚子火，他们的逻辑很东方、很传统：人是应你们邀请来的，现在死在你们地盘上，政府当然要负责到底。 以色列人把这套逻辑顶了回来，他们甩出一摞法律条文：这是私人企业的非官方接待，政府没义务买单，这简直是两个平行宇宙的思维撞击，一边是“大包大揽”的情感诉求，一边是“有限责任”的契约冷脸。 僵持不下时，大使馆不得不出面“转轨”林真和陈来元必须把沈阳方面从情绪化的外交抗议里拽出来，硬生生塞进冰冷的法律诉讼轨道里，因为在这里，愤怒不值钱，证据和条款才值钱，最初接手案子的律师迪那耳很高兴。 一听是中国特大城市的市长，他本能地按西方标准估算，觉得这绝对是个大单，年收入怎么也得有个十万八万美元吧，等到沈阳方面把工资单递过去，律师的表情凝固了，一年6000多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不到800美元。 在以色列的赔偿算法里，有一个核心指标叫“生活指数”简单说就是你这辈子还能挣多少钱，赔偿金就主要参考这个数，按照这个算法，一位掌管几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市长，在法律上的“身价”低得让人心碎，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对尊严的暴击。 家属和工作人员想不通：难道清廉就意味着命贱吗，国内记者的探访，更是把这种心酸具象化了，武迪生的家里铺着廉价的地板革，摆着70年代的旧茶几，他的岳父母还住在一栋1953年建的老楼里，最让人破防的是遗物。 那只旧皮箱里，装着带洞的衬裤，还有一双磨损得不成样子的旧皮鞋，这些东西在道德层面是清廉的丰碑，但在索赔谈判桌上，却成了拉低赔偿额的致命软肋，这简直是一个法律与道德的悖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既然算“人”的价值算不出尊严，那就算“机器”的责任。 调查报告里的那个“金属疲劳”成了破局的关键，律师团队调整了策略，虽然迪那耳中途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但这套打法被继任者坚持了下来：绕开以色列那个看人下菜碟的赔偿体系，直接起诉直升机制造商，美国的比尔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商爱利森公司。 把战场转移到美国，这是极具技术含量的一步棋，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出了名的狠，一旦认定产品有缺陷，赔偿金额往往是天文数字，而且不完全受受害者收入水平的限制，这官司打得艰难，跨越了大洋，耗费了几年时间。 最终，凭借那个断裂叶片的铁证，家属从美国公司那里拿到了比较满意的赔偿，这笔钱，算是为逝者挽回了最后的体面。 信息来源：庆阳政法《经历中国驻以大使馆处理的一起空难事件善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