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顶尖半导体教授李爱珍，申请中科院院士被淘汰，不料2007年，她竟然摇身一变成

我国顶尖半导体教授李爱珍，申请中科院院士被淘汰，不料2007年，她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面对记者采访，她淡然表示：感谢祖国的栽培！ 2007年春天，一份来自美国的邮件悄然飞到71岁的李爱珍手中，那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正式通知——她当选为外籍院士。 确认邮件内容后，她第一反应是有些冷。 比起导师的惊喜、同事的祝贺，外界最激动的是中国科学界本身，做科研几十年辛苦被冷落，却在暮年收获世界回响，这看起来，就像个反转剧。 她说：“我记得祖国给了我机会，我不记得她没给我什么。” 一句话，把复杂心情压进胸中，但愤怒的人不是她，是看惯体制冷漠的人群。 李爱珍早年的记忆里，有躲战火的黑房子，也有母亲把家书缝进衣服的耐性。 她12岁那年立下决心：有朝一日要“做研究、为国家做事”。 1954年，她顶着全家期望，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那年她18岁，从南方小镇第一次见到了所谓“大城市”的模样。 她选的方向，不是当时“最热”的物理数学，而是看起来没几个人懂的半导体材料。 用她的话说，当年做这个方向，“像种地没地、种子和锄头都得自己造”。 1980年，她被派往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到美国后，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自动控制仪器。 那时候她并没有自卑，她只是给自己列了一张清单——要学的技术、要带回去的项目，一共18项，带着只做一年的访问计划，像憋着一口气——“非要学了点东西再回来不可”。 她回来了，第二年，带回来的不只是一摞技术文档，还有一台几乎将国内技术翻了一倍的“分子束外延设备”。 在上世纪80年代，这玩意儿几乎可以改变中国半导体材料的技术路径。 几十年后，有统计说，国内第一批掌握该技术的科研者中，80%是李爱珍的学生。 她不是一个热衷抛头露面的人。 1999年，她第一次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她递交资料那天，穿得和平时一样——灰蓝衬衫、茶色裤子，自己骑车到了研究所办公室。 那年她63岁，刚好是政策中“进入特殊评审门槛”的年龄线。 在那之后，2001年、2003年和2005年，她每两年又申请了一次，一共四次。 四次都没进去，四次都发来一封“评审未通过”的电子邮件，冷静、礼貌、没有解释。 她没问谁原因，也没去打听分数，就是平静地在电脑上点“存档”，然后关掉电脑，回去做实验。 文件留的名字叫“评审备份”，每年后面标个数字，最晚的一次是“备份04”。 熟悉她的人知道，她气过，但没说过太多，有人替她愤怒，说七个院士联名推荐都挡不住一个“研究方向不归类”的死板门槛，有人说中科院的机制太过“守规矩”，能力还得让位于圈子。 后来有人去查为什么没通过，有内部人士透露说，她的成果被归类进“器件组”，评审者不懂半导体材料，看了成果也搞不清真正价值。 还有人说，她研究方向冷门，申请时间太晚，过了60岁不该考虑申请了，那年她69岁，落选第四次。 2007年春天，美国国家科学院评审结束，她并不知情，直到邮件通知，她才知道是卡内基梅隆的两位同事默默提了她的名字。 他们当年见过她熬夜写项目计划、在会诊中争抢演讲机会，就凭那一股子“吃硬不吃软”的劲儿，他们写了推荐信。 那级别的机构，会对一个非美国籍、老年、女性科学家打破常规，出现在外籍院士列表里，不容易。 中国科技圈一时间炸了，面对蜂拥而来的采访，71岁的她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面，举着麦说的一句话是：“感谢祖国的栽培。” 这不是客套，也不是讽刺，那是她记挂一辈子的初心。 她一边讲感言，一边把获奖证书放进包里，说实验室还有一组数据没处理完，第二天早上8点，她照例进了研究所。 退下来后，她继续帮年轻人带课题。 她不会写太多“结题报告”，也不懂课程设计的管理软件，但她记住了每个学生的实验焦点，谁缺行波导材料、谁还没搞懂能带结构，她一清二楚。 从回国的那一刻起，她脑子里所有选择都围着“能不能为国家解决问题”这一个标准来转。 在2010年的一次国际半导体大会上，原计划在英国举办的项目，主办方主动迁到中国，只因为李爱珍是核心牵头人。 她照常穿灰衣蓝裤，开幕当天她只提一句：“是中国越来越强了，才让他们一点点放下偏见。” 有人提出疑问：“她进了美国科学院，却没进中国科学院，这合理吗？” 也有人辩驳：“院士不是拿奖，是制度下的结果。” 两种声音长期并存，可到今天，有多少像李爱珍一样人，默默被制度挡住了脚步，却没有拍桌子的权利？ 一个科研体系，如果它不能容得下真正解决问题的人，那它留下来的，可能只是守规则的“模范”，不是破难题的人才。 李爱珍没有选择去美国长驻，也没有去世界实验室，她一直留在那个老旧的研究所，自掏腰包给学生买材料，退休金的一部分一直用在实验室。 她把那个“备份04”的文件夹，悄悄删了，她说：“那些称号，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