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肚大肥圆，爱吃辣椒，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拉黄包车，母亲靠给人洗衣缝补维持生计。她小时候家境艰难，弟弟妹妹因病早逝，父母无力医治。6岁时她进入私塾读书，显示出聪慧的一面。1912年父亲重病欠债，她13岁被卖到四马路的长三堂子做艺伎，卖艺不卖身，靠唱曲弹琵琶谋生，客人称她小西施。堂子生活让她见识到社会底层艰辛，也培养了坚韧性格。1914年她遇见革命党人夏之时，他避祸租界，两人相识。她设计逃出青楼，与夏之时结婚，提出不做妾、要读书、男主外女主内的条件。婚后她随夫去日本东京，进入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接触新思想，阅读西方书籍，认识到女性独立的重要性。 回国后夏之时仕途不顺，从四川副都督位置跌落，生活陷入低谷。他开始抽大烟、打麻将，脾气暴躁，对家庭不管不顾。董竹君接连生下四个女儿，分别是国琼、国琇、国瑛、国璋。婆家对女儿冷眼相待，婆婆多次劝夏之时纳妾传宗接代。他虽未纳妾，但常把女儿称作赔钱货，对她们的教育也持反对态度。大女儿想上学，他直接拒绝，认为女人读书无用。董竹君私下请先生教孩子识字，晚上自己辅导。一次家中金簪丢失，她母亲着急哭闹，他嫌吵闹命仆人绑起老人，她上前理论，他拔枪对准母女两人。这种暴力行为让家庭气氛紧张。夏之时失势后，经济压力增大，他把怨气发泄在妻子和女儿身上。 1925年董竹君第五次怀孕，当时她年纪已不小，身体虚弱。夏之时丢官后一直抱怨无子嗣无人送终，三年前就开始逼她再生。她怀孕中期肚子圆润，他根据民间说法认定是女孩，经常表现出不满。她爱吃辣椒，这被视为生女征兆，加剧了他的不满。他找道士开转胎药，她连服七天，身体越来越弱，胃部不适。夏之时躲在书房抽大烟，不关心她的健康，只威胁如果还是女儿就让她回上海。整个孕期她夜间咳嗽不止，难以入睡，四个女儿轮流照顾她。1925年冬天羊水破裂，她难产，胎位不正，疼痛难忍。丫鬟多次去报信，他忙于牌局不理。天亮时生下男孩夏大明，他才高兴地抱起儿子炫耀夏家有后。儿子出生后被抱给婆婆和姨太太抚养，理由是她出身青楼不配带嫡孙。 儿子出生后家庭矛盾并未缓解。夏之时继续沉迷烟赌，对董竹君的态度更冷淡。1926年儿子满月时他们在成都将军街摆酒庆贺，但这只是表面热闹。董竹君在成都少城生活十年，从东胜街到将军街，经历了多次搬家。1922年生国璋时她曾误以为干血痨，经人诊脉才知是怀孕，服安胎药保住胎儿。夏之时的控制欲强，早年给她手枪说是防身，实际带有威胁意味。他不允许她出门上学，只准在家请家教。董竹君受新思想影响，试图改变家庭教育，但屡遭阻挠。婆婆重男轻女，对孙子宠爱，对四个丫头片子不重视，说她们嫁人就好。这种歧视让董竹君对家庭失望加深。 1928年矛盾爆发。大女儿国琼在学校与男同学闲聊，被夏之时撞见，他逼女儿选择自尽或出门。她上前保护女儿，被他一巴掌打倒。1929年春天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从成都乘船回上海，只带简单行李。初到上海她们挤在亭子间，生活拮据。她典当衣物和女儿的大提琴换钱维持。开始摆小摊卖杂货，后来创办群益纱管厂，成为上海唯一的女老板。纱管厂经营几年后，她赴菲律宾开纱厂，积累经验。1935年回上海开锦江川菜馆，从小店起步，专注川菜口味，吸引顾客。菜馆以辣味闻名，渐渐扩大。1940年因战乱她流亡菲律宾，店务托人代理。1945年抗日胜利后她重返上海，锦江逐渐兴旺。 锦江川菜馆发展成锦江饭店，接待达官贵人和外国人。董竹君注重菜品质量，亲自管理，确保服务到位。1951年她将饭店价值15万美元的两店捐给国家，合并为锦江饭店，成为接待宾馆。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继续从事社会活动。董竹君一生未再婚，教育女儿们独立。她的大女儿夏国琼成为中国第一代女钢琴家，二女儿国琇从事教育，三女儿国瑛、四女儿国璋也各自发展。儿子夏大明乳名和尚，长大后生活普通。董竹君晚年在北京居住，1997年12月6日去世，享年97岁。她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记录了经历，强调女性自立。她从青楼出身到企业家，体现了时代变迁中的女性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