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肃奸时，对大汉奸潘三省很是厌恶，便命人将他抓了起来，上了镣铐，关进了死牢之中。有一天，唐生明去探望他，潘三省像看到了“救命的稻草”，声泪俱下道：能否看在我们两年的交情上，帮我向戴老板求求情吧！ 牢房里那股子霉味混着铁锈气，直往人鼻子里钻。潘三省瘫坐在墙角，往日西装革履、在十里洋场挥金如土的派头，早被一身破囚服和冰凉镣铐磨得一干二净。他看见唐生明，眼睛倏地亮了，连滚带爬扑到栅栏边，十个指头死死抠着木栏，关节都发了白。 “明公！明公您得救我！”话没说完，鼻涕眼泪就先糊了一脸。他哪还有半点上海滩“娱乐大王”的样子。 唐生明站着没动，心里头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要说交情，确实有那么两年。抗战前在上海，潘三省长袖善舞，开赌场、舞厅、影院，是三教九流通吃的人物。唐生明那时也常出入这些场合，灯红酒绿里打过照面，碰过酒杯，算是个“酒肉朋友”。可那是什么时候的老皇历了？淞沪会战一响，人心立刻就分出了云泥之别。 潘三省脚底抹油，转身就投了汪伪政权。凭借那套钻营本事，他竟成了汪伪“复兴银行”的总经理，更是把持了上海大半的娱乐业，为虎作伥，帮着日本人捞钱粉饰太平。他那个“兆丰总会”，成了汉奸新贵和日本军官醉生梦死的窝点。 唐生明呢？这位黄埔四期出身、蒋校长身边的亲信，明面上跟着国民政府西撤，暗地里复杂得很，他后来的经历证明，其道路选择与潘三省有根本不同。这么一看，那“两年的交情”，薄得像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背后是完全迥异的人生轨道。 “求情？你让我拿什么话去跟雨农兄（戴笠字雨农）说？”唐生明终于开口，语气里听不出喜怒，“是说你对日本人大有用处，还是说你给‘76号’（汪伪特工总部）提供了不少方便？”他蹲下身，平视着潘三省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老潘，你自己掰着手指头算算，沦陷那几年，有多少人因为你开的那些个销金窟，欠了债，破了家，甚至送了命？你这不叫做生意，你这叫吃人血馒头，吃的是自己同胞的血！” 潘三省浑身一颤，嘴唇哆嗦着，想辩解，却吐不出一个整句。他能说什么？说自己是迫不得已？说乱世中只想求个活路？这些话，在民族大义面前，苍白得可笑。唐生明看着他，忽然觉得有些悲哀。这人聪明吗？极聪明。 懂经营，善交际，是个鬼才。可这聪明劲儿全用错了地方，没半点骨头。国家民族的大关节上，他膝盖一软，滑跪了下去，以为抱紧了粗腿就能永享富贵。结果呢？靠山山倒，树倒猢狲散。如今成了阶下囚，才想起“交情”二字，岂不可悲？ 唐生明站起身，拍了拍大衣上并不存在的灰。这趟探监，与其说是叙旧，不如说是给自己一个答案，看看这个旧识究竟沦落到了何等地步。临走，他瞥了一眼又瘫软下去的潘三省，丢下一句：“你的案子，国法自有公断。我能来这一趟，就算是给那两年，做个了结。” 后来，潘三省的命运也颇具戏剧性。他确未被处决，据说是因为其掌握的庞大产业与人脉，在战后接收与稳定上海局面时，尚有可利用之处。 但这绝非唐生明一言之功，而是时势使然。他最终被判刑，财产被没收，虽保住了性命，但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晚景凄凉。反观唐生明，其人生走向更耐人寻味，数年后，他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做出了不同于潘三省，也不同于许多旧同僚的选择。 说到底，潘三省和唐生明那“两年的交情”，就像乱世中的一场短梦。梦醒时分，各走各路。一个把精明化作了投机，在民族大义前折了腰，即便苟活也成了历史的尘埃；另一个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波折与求索。时代浪潮拍下来，检验的从来不是酒桌上的甜言蜜语，而是骨子里的底色与关键时刻的抉择。交情或许能换来牢房里的一次探望，却换不来对罪责的开脱，更换不来历史的宽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