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带着全部的积蓄回到了中国…… 1977年那可是个让无数读书人激动的年头，高考停了十来年终于恢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能考上的都是实打实的能人。这一年，20岁的袁钧瑛在上海参加高考，一举拿下上海市应届生理科第一名，成了人人羡慕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 袁钧瑛在复旦大学的五年里，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扎实掌握了生物化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1982年，她从复旦本科毕业，紧接着考入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研究生院，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 这一年，中美联合培养生物化学类研究生计划，也就是CUSBEA项目开始招生，袁钧瑛抓住这个机会报名参加，最终在250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成功获得公派留美资格，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后来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罗伯特·霍维茨教授。 那时候，国家公派留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学成后回国建设祖国。可袁钧瑛在哈佛读完博士、做完博士后研究后，却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留在美国，不回国。 其实，这并不是她不爱国，而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科研条件，让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的科研水平还比较落后，实验室设备简陋，科研经费短缺，很多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都无法开展。而袁钧瑛研究的细胞死亡领域，需要高精度的实验设备和充足的科研支持，当时国内根本满足不了这些条件。 1989年，袁钧瑛获得哈佛大学神经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0年，她受聘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从助理教授做起，一步步晋升为副教授、终身教授，最终还获得了哈佛大学Elizabeth D. Hay教授的荣誉称号。 在美国的40年里，袁钧瑛一头扎进细胞死亡机制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她在霍维茨教授的实验室里，首次发现了调控线虫细胞凋亡的基因，为导师后来获得诺贝尔奖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她又发现了调控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的关键分子半胱天冬酶，还在2005年首次定义了程序性坏死这一细胞死亡模式，打破了学术界认为细胞坏死是被动、不可调控的传统观念。 在这40年里，袁钧瑛的研究成果享誉世界，她先后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截止到2013年，她共发表了148篇学术论文，大多刊登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级期刊上，还两次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做专题报告。 她发现的程序性坏死抑制剂，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相关疾病研究，为老年痴呆症、关节炎、肠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方向。凭借这些成就，袁钧瑛在美国积累了丰厚的积蓄，也成为了世界细胞死亡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袁钧瑛会一直留在美国享受荣誉和财富的时候，她却在2020年左右，带着自己40年深耕学术积攒下的全部积蓄，毅然回到了中国。这时候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科研落后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的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科研经费充足，实验室设备先进，而且国家对高端科研人才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能够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理想。 很多人不解，袁钧瑛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放弃优越的生活，带着全部积蓄回国。其实，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没有忘记自己出国的初心。当年不回国，是为了在更好的条件下钻研学问，积累能力；现在回国，是因为国内已经具备了开展高端科研的条件，她想把自己40年所学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全部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带动国内细胞死亡研究领域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本土科研人才。 袁钧瑛回国后，牵头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把自己带回的积蓄全部投入到中心的建设中，购买先进的实验设备，资助青年科研学者，搭建起国内外科研交流的平台。 她带领团队开展衰老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发现了调控细胞死亡和稳态的小分子，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干预策略，还推动了RIPK1抑制剂进入临床试验，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造福于中国患者。 2023年11月，袁钧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既是对她科研成就的认可，也是对她回国奉献的肯定。从1977年的上海高考状元，到公派留美后坚守科研，再到40年后带着全部积蓄回国奉献，袁钧瑛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科研理想奋斗，也始终牵挂着祖国的发展。 她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基于时代背景和自身理想的理性抉择。40年的时光，改变的是袁钧瑛的年龄和身份，不变的是她对科研的执着和对祖国的热爱，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