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陆小曼去世后，好友揭露了她一个隐秘：她的前夫过分热衷房事，又体力过人，可以整夜贪欢。陆小曼不堪其扰，才执意离婚，为此还苦了后来的丈夫徐志摩。 很多人记住陆小曼，是照片里那张精致的脸，是她与徐志摩纠缠不清的风流佳话。可顺着时间往回翻，她的人生起点并不是一个只会“享乐”的名媛，而是一个被家族与时代推着走，一次次被婚姻改写命运的女子。 1903年，她出生在上海书香人家，祖籍江苏武进。家里重视教育，她自小在中西文化夹缝里长大，后来考入北京法国圣心学堂，英文法文说得流利。 17岁，她就走进北洋政府外交部做口译，接待外国宾客，在京城社交圈小有名气。那时的陆小曼，是被看好的“新式闺秀”典型。 1922年，19岁的她迎来看似完美的婚姻。西点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王赓，军装笔挺，仕途正红。婚礼设在北京海军联欢社，梁启超亲自证婚，报纸上用的都是“璧人姻缘”的夸赞。按照家族与社会的期待，这一对应当顺顺当当走到白头。 只是成家之后，她很快尝到了被“规范”束缚的滋味。王赓性情传统，重视事业与军务，回到家又精力旺盛，对夫妻生活有远超常人的要求。 陆小曼从小体弱又有哮喘，既吃不消这种消耗，更难得到精神上的理解。白天他忙得见不着影，夜里她要面对身心双重压力。为了躲避，她开始频繁出席宴会、戏园和牌局，一部分是爱热闹，一部分只是想从封闭的婚床旁逃开一会。 1925年春天，她怀孕了。本以为这是挽回婚姻的一线机会，战事吃紧的王赓却只托人带回一句“时局不稳，暂不宜留”。 这句话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悄悄找德国医生做了手术，腹中的孩子没了，自己的身体也落下了终身病根。 那以后，她下决心要离开这座“金笼子”。王家出于体面强烈反对，她干脆把从法国带回的嫁妆和雕花家具通通舍弃，终于在1925年9月于上海办妥离婚。 这一刀斩断的不只是外界以为的“好姻缘”，也是在当时舆论压力下，一个女人对自我选择最后一点执拗。后来她常对好友感叹，若不是这段婚姻留下的阴影，她也不会在与徐志摩的生活里那么多拖累与内疚。 与徐志摩的相遇，让她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这个从剑桥回来、在林徽因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的诗人，在王赓的安排下与她相识，两人很快产生共鸣。她在旧婚姻里缺失的精神对话与浪漫想象，在徐志摩身上一并找到。 她下决心结束前一段婚姻，他也为此主动与原配分手。外界非议汹涌，梁启超在婚礼上的冷言冷语，是那个时代道德审判的缩影，可两人还是走进了新婚姻。 浪漫退去，现实很快摊开账本。婚后，两人住在上海，陆小曼一辈子讲究，衣食住行都不愿将就，身体又因旧手术与哮喘反复折腾。 徐志摩一边在几所大学兼课，一边写稿挣稿费，1931年秋，他在信里算过一笔账，稿费87块，课酬210块，光烟钱就要60块，别的开销常常不够。为缓解她的腹痛，他在朋友建议下同意她抽鸦片，她用一支翡翠烟枪，一抽就是一线慰藉，也是一层枷锁。 钱与病，两头拉扯着这段被浪漫包装过的婚姻。她想买水獭皮大衣，他劝一句“省省吧”，她一气之下摔碎他心爱的端砚，他蹲在地上拾碎片，被划破了手也不出声。 谁也没料到，这场看似日常的小争执，会成为两人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没多久，他登上那架飞往北方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的坠机事故中永远停在了29岁。他衣服的残骸里，人们发现了一包带给她的胭脂，纸包被火熏得焦黑。这一幕，成了后来所有回忆里挥不走的画面。 徐志摩走后，她咬牙戒掉鸦片，却戒不掉身体与心里的疼。她把自己关在上海老房子里，开始靠画画养活自己。一幅幅花鸟山水，是饭碗，也是她与外界最后温和的联系。 抗战期间，面对日方抛来的高额酬劳，她没有答应任何合作，这些选择并不起眼，却悄悄构成了她在乱世里守住的那一点尊严。 1949年之后，她的生活趋于稳定。她被聘进上海文史馆，又加入农工民主党，做过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也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参加全国画展，终于让外界更多看到的是她的画，而不仅是她的绯闻。 晚年，她整理徐志摩的日记与诗稿，陆续出版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把自己后半生大部分心力都用来修补这段传奇爱情留下的裂痕。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62年生命画上句号。她的骨灰一度无人认领，最后由侄子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为她立了一座纪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