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5万志愿军回国后如何安置？杨勇和粟裕提出的建议被采纳 1953年，停战协定刚签，前线的战士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打了三年仗，那是真苦啊，也就是咱们志愿军骨头硬，愣是把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给顶回去了。大家伙儿心里想的都是：终于能回家了，能见着爹娘，能吃上一口家乡的热乎饭了。 可是，就在大伙儿打包行李准备撤的时候，中央一道命令下来了：暂缓归国。 这命令一出，不少战士心里是画魂儿的。毕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这背后的深意，当时确实没几个人能一下子看透。 咱们现在站在“上帝视角”往回看，不得不佩服老一辈领导人的眼光毒辣。 虽说字签了，但那只是纸面上的和平。背地里，半岛局势跟个火药桶似的，随时可能炸。当时的韩国方面，对停战这事儿是一百个不乐意，整天在那搞小动作，又是派间谍搞破坏，又是叫嚣着要“北进”。而美国人呢？虽然在战场上没讨着便宜，但心里憋着坏，大部队赖在韩国不走，就等着咱们前脚一撤，他们后脚再反扑。 咱们要是真的一股脑全撤了，把那边炸得稀巴烂的烂摊子留给当地老百姓，那是把他们直接往美军的枪口上送。只要美国大兵一天不撤，这仗在某种意义上就没真正结束。 还有一个更现实、更扎心的原因，那就是咱们自己家里的情况。 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底子薄得像张纸。这几年打仗，那是举全国之力在供着前线。当时在战场上的志愿军有多少人？整整135万！ 那时候国内百废待兴，就业岗位本来就紧缺。这一百多万人回来，吃喝拉撒睡，哪一样不是天文数字？ 所以，中央这步棋走得极稳：与其回国给国家添乱，不如留在原地，一边帮着当地搞建设，一边盯着对面的动静，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一留，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咱们的志愿军战士完成了从“战斗队”到“工作队”的华丽转身。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志愿军在当地口碑那么好的原因——自己打下来的阵地自己守，自己保卫的土地自己建。 原本被炮火炸平的房子，志愿军帮着盖起来了；被炸断的桥梁道路，志愿军帮着修通了；甚至当地的水利设施、农田基建，都有咱们战士挥洒的汗水。这不仅仅是干活，这是在用真心换真心。 时间一晃到了1958年。 这五年里，志愿军其实是在陆陆续续、分批次撤离的。这种“蚂蚁搬家”式的撤军，既保证了当地的防御力量不出现真空，也给了国内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安置回国人员。 到了1958年初，留在朝鲜的志愿军大概还有25万人。虽然比起巅峰时期的百万人马少多了，但这25万人依然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总人口。怎么让这最后的一批功臣体面、安全、有序地回家，成了摆在中央军委面前的大事。 这时候，作为当时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结合前线实际情况，同时也依托于总参谋部对国内军力部署的宏观考量，提出了一整套非常详尽的建议。 这套方案的核心就两个字：周密。 首先，不能大张旗鼓地走，得防着美国人搞突然袭击。杨勇建议，还是要分批撤，而且要有策略地撤。先让志愿军第16军和23军撤离，作为先头部队，在保证不被美军察觉意图的情况下，把大部队一点点往回拉。 其次，回国后去哪儿？这也是这套方案最精彩的地方。 这些部队没有被简单地复员回家种地，而是被“好钢用在刀刃上”。根据国内各个军区的防御需求，这批身经百战的精锐被整建制地编入了国内的各大军区。比如，赫赫有名的第19兵团，直接编入了济南军区，成了山东半岛的定海神针；其他的部队也分别被充实到了北京军区、武汉军区等战略要地。 这样做的好处太明显了：既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安置问题，保留了部队的战斗力，又极大地充实了咱们国家的国防力量。这帮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那战斗经验可是金不换的宝贝。 为了确保这最后一步走得稳当，周总理那是操碎了心。在最终计划敲定之前，他老人家亲自带队飞了一趟朝鲜，跟对方高层面对面沟通，最终两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后撤退时间定在了1958年。 1958年10月25日，这个日子选得太有讲究了。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1950年10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枪的日子。八年后，杨勇上将选择在同一天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 始于此，终于此。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也是一种无声的宣示：我们有始有终，任务圆满完成。 听说志愿军要走了，当地的老百姓那是倾巢出动。那时候大家都穷，战争刚结束，哪有什么值钱的宝贝？可老百姓心里那杆秤是最准的。他们把家里舍不得吃的老母鸡、攒了好久的小米、甚至是一双亲手纳的鞋垫，全都拿了出来。 咱们的纪律大家都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战士们含着眼泪推辞，老百姓含着眼泪硬塞。那种场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虽然礼物五花八门，但那里面沉甸甸的分量，比金山银山还重。那是用命换来的信任，是用心换来的感激。 随着最后一列满载志愿军战士的火车驶过鸭绿江大桥，这场震惊世界的局部战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