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身份暴露，但他哥哥是中将，敌人不敢抓人，就找到他哥哥：“你弟弟是共产党，你说怎么办？”没想到哥哥语出惊人：“抓吧！”。 1948年的四川，空气里都弥漫着火药味。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拿着一份刚从叛徒嘴里撬出来的名单，眉头紧锁。名单上赫然写着三个字：罗广斌。 抓个地下党，对徐远举这种被称为“西南特务王”的人来说，本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可这回，他犹豫了。因为罗广斌身后站着一尊大佛，罗广文。 这罗广文是谁？那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堂堂国军第4、第15兵团司令，手里攥着几个军的兵力，正儿八经的中将。在四川这一亩三分地上，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徐远举是个老狐狸，他太清楚官场的弯弯绕绕了。直接抓，那是打罗司令的脸；不抓，上面怪罪下来自己兜不住。这哪是抓人，分明是道送命题。 于是，一场充满了试探与博弈的“鸿门宴”开场了。徐远举揣着档案袋，一脸假笑地敲开了罗公馆的大门。 并没有什么剑拔弩张的场面，徐远举把姿态放得很低，开门见山又留有余地：“罗司令，有人供出了令弟，证据确凿，您看这事儿……” 罗广文听完，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那个弟弟从小就是个“反骨仔”，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当，非要去搞革命。但他没想到，弟弟藏得这么深，更没想到，特务的手伸得这么快。 这时候，罗广文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保弟弟？特务既然敢找上门，说明已经有了铁证，硬保只会连累整个家族，甚至把自己也搭进去。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严重，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的位置，正愁没把柄呢。 徐远举见火候差不多了，赶紧递了个台阶：“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但既然是司令的家事，我们可以保证，只要人进去了，绝不动刑，就当是替您管教管教。” 罗广文沉默了良久，手里那根烟燃到了尽头。他太了解弟弟那个倔脾气了，在外面早晚要出大事，或许关进牢里，反而能保住一条命。 “抓吧！”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轻飘飘的，却重若千钧。他紧接着补了一句：“但他毕竟是我弟弟，你们要是敢伤他性命，别怪我不客气。” 有了尚方宝剑，徐远举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那一年的9月10日，成都的天气格外阴沉。罗广斌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待上级马识途的信件，门外响起的却是特务的皮靴声。没有任何反抗，这位24岁的富家少爷，就这样成了阶下囚。 按理说，进了大牢，那就是这就意味着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可罗广斌的狱中生活，开头却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因为哥哥的缘故，他被关进了渣滓洞，却享受着让所有狱友侧目的“优待”。 别的战友睡的是发霉的草铺，吃的是馊饭；罗广斌住的是单间，吃的是小灶。特务们对他客客气气，不仅不动大刑，还时不时有人来劝降。 这种“优待”，比严刑拷打更诛心。 在那个极端压抑的环境里，信任是最奢侈的东西。看着罗广斌毫发无损，还吃香喝辣，狱友们的眼神变了。大家都在心里犯嘀咕：这家伙是不是叛变了？是不是拿战友的血换了自己的命？ 罗广斌百口莫辩。这种精神上的孤立和折磨，远比肉体上的疼痛来得猛烈。他几次三番要求：“给我戴上镣铐！把我像其他人一样对待！” 只有真正受了刑，流了血，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会争着抢着去受刑。 为了打破特务的离间计，罗广斌干了一件狠事。他在一次提审中，指着特务鼻子大骂，甚至试图激怒对方动粗。后来，他拒绝了家人所有的保释努力，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那个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和战友们在一起。 慢慢地，大家看懂了他的心。尤其是当特务终于撕下面具，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把他扔进普通牢房时，罗广斌反而笑了。那冰冷的铁镣，成了他融入集体的“投名状”。 在渣滓洞的日日夜夜，罗广斌并没有闲着。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成了狱中党组织的重要情报员。 时间拨回到1949年底，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逼近重庆。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屠杀。 11月27日，那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特务们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集体枪杀。火光冲天，血流成河。 罗广斌凭借着之前的策反工作，带着19名幸存者，从尸山血海中爬了出来。他们是幸运的，但更多的人，永远留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这其中，最让罗广斌痛心的，或许还有他哥哥罗广文的结局。 就在罗广斌越狱的前夕，手握重兵的罗广文也在经历人生的大考。他在四川前线，看着兵败如山倒的局势，最终在1949年12月，也就是弟弟逃出魔窟后的一个月，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这一对兄弟，一个在狱中死扛，一个在阵前倒戈，虽然路径不同，却最终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殊途同归。当年那句冷酷的“抓吧”，如今回过头看，竟成了罗广斌能够活到解放的一种诡异的“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