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的小轿车，任弼时拒绝了行政部门分给他的新车，认为那辆旧的还可以用。 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当时任弼时坐的是什么车？那是缴获的一辆旧车，也是补补修修，甚至还得防着抛锚。工作人员劝他，说您身体不好，坐辆新车舒服点，震动小，对养病有好处。 任弼时怎么回的？他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车也是同理，能跑就行，搞那么舒服干什么？ 这事儿听着简单，但你细琢磨，这里头有一股子劲儿。 这不仅仅是省钱的问题。作为党内的“大管家”，手里过的钱粮物资海了去了，他要是想享受，早享受了。他的拒绝，源于他给自己立下的那个著名的“三怕”规矩：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咱们现在的年轻人，职场上讲究个“钱多事少离家近”，但任弼时这“三怕”，恰恰是反着来的。 特别是这个“怕用钱多”，在他身上体现得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 咱们把时间轴稍微往前拨一点。那是党中央刚从西柏坡搬到北平的时候。这可是“进京赶考”啊，多大的事儿！行政部门想着，咱们现在是执政党了，也是大国的领导人了，是不是得稍微讲究点？于是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好穿着参加阅兵式。 这也合情合理吧？ 任弼时还是不同意。他的理由硬邦邦的：国家底子薄，人民还苦着呢，咱们穿旧衣服怎么了？旧衣服里才有革命的味道。 后来他因病去莫斯科治疗，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就一个核心思想：别给国家添麻烦。 随行人员要少带，衣服够穿就行，别动不动就置办新的。甚至在给家里的信里，他还反复念叨，让老婆孩子也要节约，别因为他在国外治病，家里就搞特殊。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任弼时是不是有点太“古板”了？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 咱们再看个事儿，你就知道他这人有多“轴”。 1949年那会儿，他的亲妹妹从湖南老家大老远跑到北京来看他。亲人团聚，那肯定是高兴的事。临走的时候，妹妹张口了，说能不能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介绍个工作。 按理说，这在当时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甚至都不用他亲自写信，跟下面人打个招呼就办了。而且这是亲妹妹，家里遭了那么多罪，照顾一下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任弼时想都没想，断然拒绝。 他的话很重：“这样做不合组织原则。” 但这正是他让人敬佩的地方。他心里有杆秤，这杆秤的准星是对着全体人民的，而不是对着自家的亲戚朋友。 他对亲妹妹如此，对自己的亲骨肉更是严得不像话。 任弼时对孩子们有个口头禅：“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 孩子们放学回来，没小灶吃，全都去大食堂，跟工作人员挤在一块儿吃大锅饭。衣服破了？补补。鞋子顶脚了？改改。 还有房子的问题。 进城后，他住在景山东街，临街，外头车水马龙，吵得要命。他那时候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了，高血压严重，医生建议必须静养。 同志们看不下去了，给他选了个安静的院子，想让他搬过去。 任弼时一打听，那院子里原本驻着一个机关。他立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那个房子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 那咱买个新房子？ 他又回绝：“买房子要花钱，还要办手续，麻烦得很，还是住这儿吧。” 直到他累倒、去世，这房子始终没换，也没修。 这就是任弼时。在生活待遇上，他不仅是“低配”，简直是“简配”。但在工作上，他却是绝对的“顶配”，甚至是“超频”运转。 叶剑英元帅曾经动情地说过，任弼时同志是咱们党的“骆驼”。 1947年转战陕北的时候，他是中央支队司令员。那时候他身体已经是中央队伍里最差的一个了，但他却是最忙的一个。 每到一个驻地，别人刚喘口气，他已经开始安排住房、布置警卫、查物资、搞决策研究了。甚至连向导吃饭没、穿暖没这种细枝末节，他都要亲自过问。 他有个准则，听着让人心疼：“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拼命精神啊？就像是一根绷紧的弦，明明已经到了极限，他还要再紧一圈。医生让他休息，他笑着说：“我天生就是忙碌的命，你要是让我躺在医院里没事干，那我会死得更快！”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年斯大林送的那辆车。 任弼时拒绝的仅仅是一辆豪车吗？ 不。 他拒绝的是一种特权思想，拒绝的是一种安逸的诱惑。他那辆破旧的吉姆车，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那是他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一种无声的教育。 后来任弼时同志英年早逝，年仅46岁。 他走后，他的夫人陈琮英，这位同样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女战士，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动容的事。 她把斯大林送的那辆吉姆车，还有任弼时生前用过的软床、钢琴，全部上交给了国家。甚至连女儿骑的一辆自行车，也交了上去。 陈琮英的想法很简单：这些都是国家因公给的，人走了，东西就得还给国家。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公私界限，划得比刀切的还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