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李时珍给一个四川商人把完脉后，发现他活不过3个时辰了，于是赶忙给他开了几副药后便催促他回家料理后事，一年后，李时珍却在蕲州与这个四川商人重遇。 李时珍当时年约四十，在蕲州太医院任官署医职。他本是医家子弟，自幼随父李言闻学医，早年三次应试不第，遂弃儒从医。他在民间行医多年，积累了大量病案笔记，对药物配伍尤其讲究。 那次为四川商人诊脉，他确定为气血逆乱，五脏俱虚，脉象极弱，几无生机。 当晚，李时珍翻阅案牍，反复琢磨方中药性，思虑再三仍无所得。他写在药方角落的“危”字，如针一般扎在心头。 他从不轻言病危，此次判断如此果决，却在一年后遇见那商人时，感到困惑至极。商人精神矍铄，气色红润，还开口叫他“大夫”，这一声叫得李时珍背后生凉。 此事让李时珍彻夜难眠。他不信自己诊断全无根据，更不愿轻视那让病人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他悄悄查访商人所经之地，得知他在夷陵途中病重，旅舍不收，一位被称为“小华佗”的草医出手相救。 草医姓氏无人知晓，行医极少留名。李时珍心生敬意，决定亲赴夷陵，不带仆从、不显身份，只称“外乡学徒”。夷陵街市上，百姓口中皆是这草医的事迹，说他用药诡异却见奇效。 李时珍寻至其医馆，在门外候立一日，草医终肯一见。彼时草医正诊一老者风疾，用药与众不同，却极得效。李时珍看罢，心服。 他留在医馆做抄方小工。每日整理药材、抄录医案，眼见草医处方常添“意外之笔”，小小一味药，却往往决定生死。他渐悟：关键不在药味稀奇，而在气机转折，药引有法。 草医不拘一法、不拘古书，只视病而辨，因人而施，正是李时珍少年时父亲所教“人病有别，不可一方治百病”。 一次整理旧方，李时珍看到商人原方，那纸上两个笔迹，一是他亲手所写，一是草医所添两味寻常药——半夏与枳壳。 此二药，前者化痰降逆，后者理气宽中，是调气机之要药。他心中一震，原来病势虽急，气机未断，用对药仍有一线转机。 几年后，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初稿，书中收录半夏、枳壳两药，并在注释中详列其对“胸痞、气乱、食不下”的运用。他未提夷陵旧事，也未署草医之名。 他知道，那医者救人无意留名，而他要做的，是让这经验流传后世，不使那一剂生机再次被遗忘。 知医易，行医难，难在以心入术、以命为责。这一事，对李时珍而言，不只是诊断失误的纠正，更是医道修行的转折。 他不再执念于药物稀奇，转而注重病因变化、药性转化、气血阴阳之流通。 往后他再开方，必反复推敲关键处药性是否生死分界。也正因如此，《本草纲目》收录药物之全、注释之详，历来被称为“东方医药巨典”。 那一日，在蕲州街头，商人又向李时珍深鞠一躬，李时珍没有言语，只回以一拱手。他知道，不是他救了商人，而是那份谦逊和学习的心，才让自己重新理解了医之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