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王月贞被拖上处刑台，当执行前，她突然激动道：“先等会，能不能让我提一个要求？”随后她说了一句话，就连行刑者都流出了眼泪。 这是一场被按下了“暂停键”的死刑。 1928年的冬天，常德的刑场上寒风卷着尘土，肃杀得让人睁不开眼。21岁的王月贞站在处决台上，身上那件单薄的衣衫早已被鲜血浸透，甚至可以说，那已经不能称之为衣服，而是黏连在烂肉上的布条。 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应该是验明正身、一声令下、枪响倒地。但就在刽子手的手指已经搭上扳机的那一刻，这个已经在炼狱里熬了七天的女人，突然做了一个打断所有人的手势。 行刑者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这个女人会像之前无数次审讯时那样，要么沉默如铁，要么像素材里记载的那样高喊口号。毕竟，过去的一周里，为了撬开她的嘴，常德当局几乎穷尽了人类恶意的底线。 我们要理解这种仇恨的来源。王月贞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下工作者，在当地权贵眼里，她是那个年仅16岁就带头焚烧洋货、逼停外国商行、甚至亲手判处土豪钟纯生死刑的“女县长”。这是一笔血债。 更致命的是，如今坐在县长位置上的，正是当初被她处决的钟纯生的堂侄。这是一场政治清算，更是一场私人的复仇。 在过去的七天里，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博弈。 敌人很清楚，肉体的痛苦有极限。老虎凳、竹签钉指、灌辣椒水，甚至用烙铁烫，这些物理手段对于一个有着钢铁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效果往往会边际递减。于是，他们祭出了最卑鄙的“心理杠杆”，那个刚刚出生四个月的婴儿。 你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审讯室里，母亲被绑在刑架上，浑身血肉模糊。而几米之外，她的孩子因为饥饿和恐惧哭得满脸通红。敌人赌的是“母性”会压倒“党性”。 但王月贞赢了那场赌局。她当时的选择是背过身去，咬碎了牙关也不看孩子一眼。这种决绝让审讯者感到了恐惧，因为他们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已经切断了自己作为“人”的软肋，变成了一台纯粹的革命机器。 直到刑场上的这一刻。 当她开口说“等一下，能不能让我提一个要求”时，所有人都以为她终于要崩溃了，或者要像那个年代许多烈士那样发表最后的演说。 但她没有。她只是提出了一个卑微到尘埃里的请求：我想再喂我的孩子一口奶。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刑场上紧绷的政治空气。 那个原本面色冷硬的行刑者，手指僵在扳机上，迟迟扣不下去。这不符合规定，但在绝对的人性面前，规定显得苍白无力。经过短暂的死寂，有人把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抱了上来。 接下来的几分钟，成为了常德历史上最令人心碎的定格。 王月贞艰难地蹲下身，因为脚镣太重，她几乎是摔坐在冰冷的地上。她小心翼翼地解开衣襟，动作慢得惊人，她必须极力控制自己的身体，生怕手腕上深可见骨的伤口蹭到孩子娇嫩的皮肤。 当乳汁流进孩子嘴里，哭闹声戛然而止。四个月大的婴儿不懂什么是生离死别，他只知道母亲的怀抱回来了，甚至还伸出小手，试图抓住母亲凌乱的头发。 此时的王月贞，眼神里那种让敌人胆寒的锋芒瞬间消失了。她垂首低眉，颗颗泪珠如断了线的珠子般砸落在襁褓之上。双唇被她紧咬着，似要将那悲戚都吞咽下去，倔强地不发出一丝哭声。她清楚，这是她作为母亲的最后时刻，但只要枪声未响，她依然是那个不能向敌人示弱的战士。 这一幕的杀伤力，远比任何枪炮都要大。围观的老百姓纷纷别过头去，人群中传来压抑的抽泣声。就连那些见惯了生死的士兵，也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 王月贞轻柔地抬起手，细致地拭去孩子嘴角的奶渍，而后缓缓低下头，在孩子光洁的额头上，落下一吻又一吻。然后，她做出了那个最后的动作，将孩子递给身边的亲属，猛地站起身来。 就在那一瞬间，温柔的母亲死了，钢铁般的战士复活了。 她整理了一下破碎的衣衫，挺直了脊梁。根据当时旁观者的记忆，她最后面向南方，那是红军所在的方向。她没有再看孩子一眼，而是迎着寒风喊出了最后的信仰。 然而，就在枪声骤响的刹那，婴儿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亦陡然爆发。这哭声尖利而凄厉，穿透了1928年的寒冬，像是要刺破这苍穹下的黑暗。 后来我们知道，她的丈夫翦去病不久后也被杀害，这个孩子在一夜之间成了孤儿。而在湖北监利等地，老百姓们冒死收殓了她的遗体，为她立了一块无字碑。 那些曾经试图用暴力征服她的行刑者，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柔弱的躯体里，能同时容纳最极致的母爱与最坚硬的钢铁？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块无字碑里。她们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在一个不再需要流血的早晨醒来，她们选择了在黑夜里燃尽自己。 信息来源：中国军网 2019-10-29 08:40:00—巾帼英雄 —— 王月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