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确定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就是“引洮工程”，因为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项工程也成了张仲良主政甘肃六年的时间里最受争议的工作。 今天回过头看，这项工程像一面棱镜，折射出那个特定年代几乎无法抗拒的洪流。张仲良何许人？一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革命，身上带着那个时代干部典型的特质：坚信人定胜天，迫切想要改变甘肃“苦甲天下”的面貌。他的初心，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质疑。 董志塬上缺水的苦难，是刻在骨头里的。老百姓的期盼，干部肩上的责任，加上当时全国上下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激昂气氛，共同把“引洮上山”推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和民心工程。 然而，美好的愿望一旦脱离了大地，就容易变成空中楼阁。工程的难度被严重低估了。那是1958年，我们有什么？铁锹、镐头、架子车，加上最初步的勘测技术。要在大山深处开凿上百公里的渠道，让洮河翻山越岭，其需要的工程技术、资金投入和后期维护，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力的承载极限。激情代替不了科学，口号填不平沟壑。据说开工后，无数民工凭着血肉之躯奋战在工地上，场面感人，代价巨大。可自然规律是冷酷的，地形、水文、渗漏、滑坡……一个个技术难题像拦路虎，让工程进展异常缓慢，最终难以为继。 我们批判这项工程，不是要否定那份为民造福的初心，而是要痛惜决策过程中科学精神的缺失。当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让位于主观意志和浪漫想象，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张仲良后来因为此事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受到了批评，并在1961年被调离甘肃。 这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注脚。他的个人际遇，和那段历史的曲折紧密相连。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典型缩影：被巨大的热情推动，试图创造一个奇迹，却最终被客观条件无情地拉回现实。 “引洮工程”的失败，给甘肃乃至全国都上了一课。它用巨大的代价告诉我们，经济建设必须尊重科学，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任何脱离实际的“跃进”，无论口号多么响亮，动机多么纯粹，最终都要付出代价。值得深思的是，当年那场未竟的梦，在几十年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飞跃和工程技术的巨大进步，以新的形式和更科学的规划，部分得以实现。这仿佛是一个历史的回响——理想需要科学的翅膀，才能真正翱翔。 一段充满争议的往事，一位饱受争议的书记。其功过是非，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其中蕴含的教训，关于理想与现实、热情与理性、决策与责任的思考，却从未过时。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