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李弥被召回台湾后被软禁了起来，于是他立马给远在金三角的师长李国辉写了一封密信，让李国辉千万一定要把军队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绝对不要到台湾来。 这事儿得从李国辉说起。这也是个狠人，当年带着第8军的残部一千多号人，像野狗一样被追着跑进了缅甸。那时候他们那是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李国辉给台湾发电报求救，台湾那边回电倒是挺快，意思却很冷酷：现在台湾也难，你们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吧，给你们汇五万泰铢，好自为之。 五万泰铢能干嘛？买棺材都不够！这帮人是被彻底抛弃了。 但绝境往往能逼出人类最原始的兽性与血性。这帮残兵败将为了活命，在金三角跟当地土司干，跟野兽干，最后竟然把前来围剿的缅甸正规军给干翻了！ 这就是历史最荒诞的地方。缅甸政府出动了飞机大炮，一万多正规军，结果被李国辉这一千多号衣衫褴褛的“乞丐兵”打得满地找牙。消息传回台湾，蒋介石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这时候，李弥的机会来了。蒋介石觉得李国辉级别太低，镇不住场子，得派个“封疆大吏”去统战。于是，一直坐冷板凳的李弥，揣着老蒋的委任状，兴冲冲地去了缅甸。 这就是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李国辉那是真委屈，拼死拼活打下的基业，李弥一来，他就得乖乖交出指挥权。没办法，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森严等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李弥到了缅甸，那真是如鱼得水。手里有兵，天高皇帝远，美国人为了在南面牵制新中国，也是大把大把的美元、武器往这儿砸。 有了钱和枪，李弥的野心就像金三角的罂粟一样疯长。他开始招兵买马，部队迅速扩充到了几万人。这时候的李弥，心态彻底飘了。他在金三角那是说一不二，收税、设卡、种鸦片，搞出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最狂的时候，有外国记者问他：“李将军，你是不是想做云南王？”李弥把腿一翘，大言不惭地放话：“云南王我做不到，但做个缅甸王，我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句话，听着是霸气，其实是找死。 他在缅甸搞得动静太大，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流亡部队，而是变成了国中之国。缅甸政府一看这不行啊，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帮人是要反客为主啊！于是缅甸政府跑到联合国去哭诉，控告“中华民国”侵略。 这下子，压力全到了蒋介石这边。 1953年，对于李弥来说，是个分水岭。 一方面，联合国施压，美国人也觉得李弥这帮人太不可控，搞毒品生意搞得名声太臭，也开始向蒋介石施压要求撤军。另一方面，蒋介石那根敏感的神经又绷紧了。老蒋这辈子最怕什么？最怕军阀割据！看着李弥在外面拥兵自重，还有美国人撑腰，万一哪天李弥真独立了，或者投靠了美国，那置台北于何地？ 于是，一道道金牌召回令发到了缅甸。理由编得很冠冕堂皇：回台述职，共商反攻大计。 李弥虽然狂，但他毕竟是黄埔出来的，骨子里对蒋介石还是有种天然的畏惧和愚忠。再加上部队的补给线毕竟还捏在台湾手里，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回去。 然而，当飞机的起落架接触到台北松山机场跑道的那一刻，李弥的“缅甸王”美梦，彻底碎了。 没有什么欢迎仪式，也没有什么共商大计。等待他的，是变相软禁。军权瞬间被剥夺，只给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 就在被软禁后的某个深夜，极度愤懑和绝望的李弥，做出了他这辈子最“违规”但也最“仗义”的一个决定。他想方设法，避开特务的监视，给远在金三角的老部下、当年的功臣李国辉写了一封密信。 信的内容：老弟啊，哥哥我栽了。这里是个坑，是个巨大的笼子。你们在外面，虽然苦点累点，但枪杆子在自己手里，命就在自己手里。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这边的鬼话，一定要把军队牢牢抓在手里，绝对不要到台湾来！ 它不仅是对李国辉的警告，更是李弥对自己前半生盲目效忠的痛彻反思。 李弥不想让跟着他在丛林里出生入死的兄弟们，最后都落得个像他一样“被拔了牙的老虎”的下场。在金三角，他们是威震东南亚的“孤军”；到了台湾，他们可能就是一群无家可归、还要受尽白眼的退伍老兵。 虽然李弥发出了警告，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挡不住。迫于国际压力，1953年底到1954年，依然有几千名官兵及家属撤回了台湾。 这些人到了台湾后过得怎么样呢？并不好。 很多人被安置在偏远的眷村，生活拮据，还要背负着“败军”的骂名。而留在金三角的那部分不愿意，虽然成了没有国籍的“国际孤儿”，虽然要在刀尖上舔血，靠帮泰国政府打泰共、帮毒枭运货来换取生存权，但至少，他们保留了一份野性的尊严。 这支被称为“亚细亚的孤儿”的部队，后来在泰国北部扎下了根。他们那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生存空间，用鲜血换来了泰国的居留权。直到今天，去泰北的美斯乐等地，你还能听到纯正的云南话，看到汉字的墓碑。 1973年，李弥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而在几千公里外的金三角，那片他曾经统治过的丛林里，枪声依然在响，罂粟花依然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