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天刚擦黑，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闯进地下党的联络点，额头上全是汗。联络员老陈正要关门，被这人一把抵住门板。男人喘着粗气说：“电台暴露了，特务已经在路上！” 屋里瞬间安静，墙角的煤堆还残留着昨晚烧煤的味道。老陈瞪着男人的眼神，一动不动，门口昏黄的灯光照出对方脸上微微颤抖的肌肉。 男人叫李振国，是《中央日报》的排字工，代号“山雀”。一个月前，南京地下党秘密组织一次交通线测试任务时，老刘向老陈提过他，说这人脑子活，胆子大，靠一顶鸭舌帽和一把弹簧刀，硬是在特务眼皮子底下活了三年。 李振国没等老陈反应，已经快步走进屋里，低声说他刚在报社后巷听到特务科的人在交谈，说今晚十点动手，目标是“那个最靠近秦淮河的窝点”。 而这个联络点，正好符合描述。他一路跑过来，连工服都没来得及换，帽子是临走前在厕所门后钩子上抓的。 老陈问密码本的事，李振国没犹豫，把身上的旧帆布包往地上一扔，蹲下身子扒开煤堆。 铁皮盒子在最底层，他伸手的时候胳膊抖了下，喊了一句“老刘还没回来？”，老陈没应，只是盯着窗外渐暗的天色。 这个联络点是南京地下党布置的第六个点，从1946年到现在，前五个全部暴露。 南京城里布满特务网点，尤其在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加紧了清剿，设了“肃共”特别小组，从夫子庙到珠江路几乎家家有耳目。 电台一旦被发现，特务会连夜包围，三分钟内端掉整条线。就在三天前，苏州路的一个接头点刚被扫了，人和设备全没回来。 李振国说不能等老刘，他亲耳听到时间点，特务很快就到。他让老陈带密码本走，去夫子庙“福记茶馆”，那里老板是交通线的下一站，代号“麻布”。 老陈犹豫了，问他怎么走，李振国冷笑了一下，说：“我留下，你走。” 李振国迅速脱掉身上的工服，穿上老陈挂在门边的旧褂子，脸上抹了煤灰。那张平时苍白的脸忽然生出几分冷意。他推了老陈一把，说：“我若出事，电台和密码本必须交给‘麻布’。” 门外响起皮鞋声，一步步逼近。李振国拉过桌前的茶壶，倒了一杯冷水，慢慢坐下。特务闯进来的时候，他正低头翻一份旧报。 那份报纸是他今早亲手排的，广告栏里有四个字母，是给苏北区发的暗号。 领头的特务质问他是谁，他只说自己是租户。几个人围着他一阵翻查，没有找到电台，也没有线索。他被带走了，走之前眼神没飘一下，甚至还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茶杯。 老陈从后窗翻出，跑过三条街，把铁皮盒交到“福记”茶馆后院时，已近十点。那晚，南京下起了雨，特务连夜清查多个点，但只抓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没有情报，没有设备。 南京解放那天是1949年4月23日。负责突击的是第三十五军，夜里八点半渡过长江。事后一份战斗汇报中提到，南京守军对解放军进攻方向反应迟缓，有“重要情报提前泄露”的迹象。 那批情报，可能就来自李振国冒死掩护的那台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