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当年动手术的时候，值班护士标记位置的时候标记错了，把标记打在了健康的肾上，主刀医生动手术的时候没有核对，导致梁启超被割掉了一个健康的肾。 手术室外，陪着守了一整夜的人是梁启勋。协和医院当时已经是北平最现代化的医院之一，设备和制度都让人觉得“靠得住”。 梁启勋却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心里压着一句话：这事怎么会发生在梁启超身上。梁启超不是普通病人，名字早就写进近代史，连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总长、司法部总长都做过，按理说，医生更该谨慎。 可偏偏就是在这种“更该谨慎”的时刻，出了最要命的差错。 梁启超住进协和之前，身体早已不是年轻时那种硬朗。1924年，李蕙仙去世，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 梁启超那几年忙学术，也忙着给孩子写信，信里常把身体不舒服写得轻描淡写，像是在怕家里多担心一分。到了后来出现尿血，梁启超还是拖着，拖到掩不住才住院。 协和的检查把重点放在肾脏上，外科意见很快明确：要切除一侧肾。 问题出在“明确”二字上。医学判断本来就需要反复核对，尤其是动刀这种事。协和的操作链条里，护士在术前标记、医生在术中确认，是两道保险。 可当天保险失效了。梁启勋后来回忆时那种气急败坏并不难理解：一旦切错，病人即使活着出来，也等于带着永久损伤回到病床。 梁启超术后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好转，反而出现更复杂的情况。协和又开始试探式处理：怀疑感染源头在口腔，拔掉多颗牙；怀疑消化系统出问题，让梁启超绝食观察。 梁启勋站在病房门口听解释，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梁启超原本就虚弱，手术损耗、拔牙出血、绝食消耗叠在一起，正常人都受不了。 协和的尴尬在于，梁启超的病例当时引发了社会争议。 1926年前后，北京舆论就曾围绕梁启超的治疗发生过激烈争论，梁启超本人还写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强调医生尽心，担心社会对西医产生误会。 这份态度很特别：梁启超并不是不知道问题，而是把个人遭遇和社会风气绑在一起考虑。梁启超做过政治人物，见过群情激愤的后果，也知道一旦公众把愤怒转成“反科学”，伤害会更大。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病榻上依旧克制，连抱怨都少见。 可克制改变不了病情。更让梁启勋难受的是，梁启超并没有在病床上完全停下工作。梁启超住院时仍想着出院，觉得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就能写点东西。 梁启超晚年做学问很拼，连病中都在写辛弃疾的年谱材料，一段段考证推进到某个节点后忽然停笔，那种停下并不是“写完了”，更像是身体不允许再往前走。 梁启勋看着桌上堆着的资料，心里明白梁启超真正放不下的是学术项目，而不是个人安危。 梁启勋后来愤怒地去找伍连德帮忙看病历，这也不是随便找人。伍连德在中国现代公共卫生史上地位极高，1910年东北鼠疫时的防疫决策奠定了名声，后来又参与推动现代医院与医学体系建设。 协和医学院、协和体系背后也有国际基金会与中国医学界的交织，而伍连德曾多次在这样的交织中出面协调资源。 梁启勋把病例交给伍连德，一方面是求一个专业判断，另一方面也是想弄明白：协和到底是“尽力无果”，还是“判断错了还硬往下做”。 病历能不能把“切错肾”定成铁案，历史上一直有争议。有人坚持确有其事，也有人根据协和后来公开的资料认为传言有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