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突然去世，享年48岁，在位仅10个月。 根据明实录记载，他从感到不舒服，到离开人世，只有短短两天，属于“无疾骤崩”。 消息传出时，紫禁城里的气氛几乎是冷的。朱高炽走得太急，连一套完整的交接都来不及安排。更麻烦的是，皇太子朱瞻基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宫里的人很清楚，只要风声稍微漏一点出去，汉王朱高煦就可能抓住空子。 张皇后与内阁重臣当机立断，把“仁宗驾崩”的消息压住，安排襄王朱瞻墡在宫中秘密监国，又派太监海寿和礼部官员况钟一路急赶南京，催朱瞻基火速回京。 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一旦让朱高煦摸清情况，局势随时会翻盘。 朱瞻基在南京接到召命后，几乎没有犹豫。史书中对这段路途写得不算热闹，但能看出紧迫：朱瞻基走的是官道，随行护卫并非少数，太子出行的仪卫本就森严，不可能真像民间故事说得那样只带几个亲信就上路。 朱瞻基更清楚，回北京这一路不仅是赶路，更像一次过关，走慢了就是给朱高煦送机会。 当时流传最凶的一句话是：朱高煦早就派人准备半路截杀朱瞻基。 问题在于，截杀太子不是“埋伏一小队人”就能办成的事，朱高煦如果真想动手，需要能压住太子亲军的兵力，还要躲开沿途地方官的阻拦。 朱高煦在乐安起兵容易，调动大队骑兵离开封地反而更显眼。朱瞻基这一趟能回到北京，本身就说明很多计划只是停留在念头上，并没有那么容易落地。 朱瞻基回京登基后，年号“宣德”。新皇帝刚坐稳，麻烦就来了。宣德元年（1426年）五月，朱高煦果然反了，打出的旗号很直接，摆明就是要抢皇位。 朱瞻基没有拖，也没有把重担完全丢给大臣，史书记载朱瞻基亲自出征，调度兵马，动作极快。一个很现实的细节是，朱高煦靠的是旧功名望和封地积蓄，朱瞻基靠的是名分和中枢调度，时间拖得越久，地方越容易摇摆。 这场叛乱从起兵到平定，时间并不长。朱高煦兵败被俘后押回，朝廷内外都松了一口气。可朱瞻基心里明白，宗室里的这根刺不拔掉，后面还会出事。 后来朱高煦被幽禁南京，直到宣德五年（1430年）发生“朱高煦意图行刺”的风波，朱瞻基处置得很重，史书写得很冷，事情却很清楚：皇权不可能再给第二次机会。 内乱压下去，朱瞻基才有资格谈治国。宣德朝最被后世称道的，是“宣德中兴”的清明气象。朱瞻基延续朱高炽宽政的方向，但做得更紧凑。 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在朝中维持运转，朝政大事能够快速落地，也少了很多折腾。朱瞻基对官场的态度偏务实，不喜欢空话，谁能把事情办成，谁就能站得住。 有意思的是，朱瞻基在对外问题上并不莽。朱棣时期喜欢大规模北征，宣德朝却更强调边防与互市的平衡。 宣德年间对蒙古各部的处理，常见做法是安抚与约束并行：互市给够，边备不松，尽量不让战事拖成财政黑洞。后来明英宗土木堡之变把明朝拖进大坑，回头看宣德朝的稳，才更显得难得。 可越是这样，朱高炽的“无疾骤崩”就越显得刺眼。南京曾提前传出“仁宗上宾”的流言，这件事在史书里被记了一笔，于是后世越想越觉得怪。 朱瞻基又恰好在南京，朱高炽又恰好两天内去世，朱高煦又恰好蠢蠢欲动，太多巧合叠在一起，就有人把矛头往朱瞻基身上指。 但把朱瞻基放回当时的位置，朱瞻基真要弑父，收益并不大，风险反而吓人。朱高煦正在等机会，朱瞻基一旦沾上“弑父”这种名声，朝臣不可能全力支持，宗室更会借题发挥。 更现实的一点是，朱瞻基远在南京，真要谋划，也只能把关键环节交给别人操办，事情一旦走形，朱瞻基连补救都来不及。朱瞻基能在宣德元年迅速平叛、稳定朝局，靠的就是名分与人心，一旦名分碎了，打赢一仗也坐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