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于学忠带着全家和一个警卫连在重庆江北县回兴乡黄桷坪居住，在此期间，做过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流传乡里。当地人说，于学忠他们和气待人，买卖公平，严守纪律；接济贫穷的佃农。并且帮助被兵痞欺负的乡民：惩治私设关卡，搜刮民财的杨森部士兵；惩治侮辱妇女的兵痞；救助被兵痞欺负的小贩。 一九四五年，重庆的天老是闷着，警报一响，空气像被人拧紧。 江北县回兴乡黄桷坪那一带，忽然多了一幢砖石院子，门口挂着“苏鲁战区司令部”的吊牌。 牌子不算大，挂在门楣上却挺扎眼，像在乡里亮出一块硬招牌：这里住的人，不是来躲清静的。于学忠带着全家搬来，身边跟着参谋长张继龙、副官龚殿臣，还带了一个警卫连。 院墙里是家眷和炊烟，院墙外是兵荒马乱的世道，谁心里都没底。 公馆附近驻着渝江师管区的连队，还有江北县自卫大队涂布公中队。 按理说有兵就有“保一方平安”，偏偏有些人穿着军装不干人事，抓丁逼款，欺压百姓，逮着妇女就下流嘴脸，路上见着小摊小贩就伸手，横得像螃蟹。 周围人家白天不敢大声说话，夜里不敢点亮灯，日子过得跟踩薄冰似的。 于学忠听到这些风声，不爱摆台面，也不讲一套套大道理，话说得很朴素：在附近暗里盯着，见着不法的，抓来。口气不花哨，意思很清楚，谁敢撒野就来掰掰手腕。 没几天，动静就出来了。黄桷坪路边有个青年妇女经过，几名渝江师管区的兵痞拦住去路，嘴里不干不净，动手动脚正要得寸进尺。 埋伏着的武装当场把人摁住，押到公馆里。 从那以后，那些兵痞至少不敢明火执仗去调戏妇女，路上见着人会躲一躲，气焰收了不少。乡里人最吃这一套，不求说得多漂亮，只求有个说法，有人敢管。 又有一回，一个去重庆卖猪肉的小贩在黄桷坪歇口气，一担猪肉放在旁边，手刚抹把汗，几个士兵上来就提肉走，像拎自家东西。小贩急得直嚷，买肉得给钱。 那几个人不但不给钱，还开口骂人，把整挑猪肉四处乱抛，肉沾了尘土，连带着把人的尊严也踩在脚底下。正巧龚副官看见了，掏出手枪喝止，叫他们把肉一块块拣起来还回去，话也说得硬：不照办，司令的枪子不认人。 那几个兵痞一听“于司令”，脸色立刻变了，腿肚子发软，连忙求饶，规规矩矩把猪肉拣回去，递还给小贩。小贩眼圈一下红了，热泪往下掉，周围人听说后拍手称快。那掌声不只是替小贩出气，更像替自己压在胸口的那口闷气找个出口。 还有个更扎心的地方在江北石盘河。杨森的部队在那儿驻着一个连，设了关卡，嘴上说抓逃兵，实际上敲榨勒索，过往客商“什么都要”，走那条路的人都提心吊胆。那天于学忠进城骑马路过，关卡的人竟也拦住。 一个连长搬出“蒋委员长有令”，又喊“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话说得冠冕堂皇，手却伸得很直，摆明了不掏钱就别想走。 连长话还没说完，眼睛就直了，几支枪口对准他，脸刷地发白。 黄副官上前就是两个耳光，骂得直截了当：私设关卡，搜刮民财，罪不轻；拦截司令，罪更重。连长捂着脸只顾求饶，气焰像被冷水浇灭。 于学忠没在那儿拖泥带水，也不跟他磨嘴皮子，马缰一拉就走了，留下那关卡像被人掀了桌子，谁还敢再把“公事公办”当遮羞布。 乡里人后来提起这段，总爱说一句土话：横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说的就是那一瞬间，嘴硬没用，枪口更硬。 公馆里不光管外头的事，院墙内也不许乱。 于学忠家里四个男孩，允光、允环、允昭、允魂，还有一个女孩已出阁。孩子在附近小学读书，副官们图省事常背着上学。于学忠知道后把孩子训了一顿，背人的事就此打住。 人一旦习惯被人抬着走，脚下就容易飘，飘起来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截。更凶的一回，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眼睛被打肿，不服气，偷从副官那里拿了一支手枪，跑回学校要拼命。枪这东西最怕落在火气上头的人手里，眨眼就能闯下大祸。 于学忠得知后，叫人把孩子拖回来一顿狠打，夫人和副官急忙劝，孩子认错才算收住。外人看着心疼，乡里人却明白，这一顿打是把“枪口的规矩”先立在自家门里。 警卫连和勤杂人员在村里走动，和气待人，买卖公平，严守纪律。这些话听着普通，在那个兵痞横行的地方却像一股清水，能让人心里凉快点。 纪律也不是挂在嘴上的。龚殿臣跟随于学忠多年，年过四十未婚，有一晚悄悄钻进女佣房间，把人奸污。事情捅出来，于学忠当即要把他拉出去枪毙。 张继龙和黄副官劝住，龚捡回一条命，也照样被开除。乡里人听到这段，多半会沉默一会儿，心里却有数：狠不是对老百姓狠，狠是对犯规矩的人狠，哪怕那人就在身边。 日子久了，黄桷坪的人把这些事当成“乡里流传”。 有人说那块吊牌挂得有气势，有人记得石盘河关卡被抽耳光的声音，有人记得猪肉落地又被一块块拣起的狼狈，有人记得那位司令对自家孩子下手也不软。 乱世里，公道常常像一根细线，稍不留神就断。 黄桷坪那幢院子门口的牌子晃着，风一吹，吱呀一声，像在提醒路过的人：有些规矩，真能落到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