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女汉奸李香兰将被执行枪决，谁料，临刑前她突然解开扣子，从胸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法官看后惊出一身冷汗，直接将她无罪释放。 深秋的院子里，风一吹就钻骨头。李香兰被软禁着，耳朵像长了刺，院门口车轮一停，心口就跟着一紧；门板被敲两下，整个人就僵住。佣人把报纸递进来，她扫到一行字，眼神一下子发直：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枪决。 日子写得明明白白，像在桌面上摁一枚钉子。 事情偏偏卡在“她是谁”。在许多人眼里，她是中国银幕上那条最亮的鱼，唱《夜来香》唱得人心发软，身边围着的粉丝能挤出“七圈半”，热闹得像赶庙会。 日本那边又把她当宝贝，伪“满洲电影协会”把她抬上台，包装成中国歌星，拍片、登台、上广播，甜得发腻的歌声被当成糖衣。 她本名山口淑子，一九二零年二月十二日生在辽宁奉天附近的北烟台。 父亲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教中文，满铁那套规矩很现实，中文审定资格越高，薪水越多。她从小在课堂角落里听，卷舌音、送气音学得比大人还快，小学四年级过中文四级，六年级过三级。嘴巴利索，日后就成了命运的钥匙。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把日子截断。家里也吃过苦头，父亲山口文雄被宪兵以“涉嫌通敌”抓过，嫌疑洗清，举家搬到沈阳。乱世里人要找靠山，一九三三年农历春节，她十三岁，穿一身大红衣裳，认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做养父，中文名从那天起叫李香兰。 一九三四年五月，又被送到北平投靠潘毓桂，名义还是义父女，多了个名字潘淑华。她说那年月过继不稀奇，外头也有人冷笑，说这是改命的算盘。 被推上台那步走得更急。她长得好看，汉语又顺溜，嗓子还亮，一转身就被相中。奉天广播电台的新节目里，她唱《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唱到《夜来香》直接炸开。上海滩把她捧成“五大歌后”之一，跟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并排站。 大红之后，她又演了替侵略战争粉饰的片子，外人照旧当她是中国人，这种误会后来要命。 她也不是没被两边挤兑。 进入“满映”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岁的她作为“日满亲善”代表回日本，手里是日本护照，身上穿旗袍，官员当面骂她“一等国民穿支那服”。 东京演出时掌声里夹着谩骂，心里那点幻想碎得稀里哗啦。更糟的是歌也被双重嫌弃，中国官方说那是靡靡之音，日本军方又说颓废伤士气，《夜来香》后来禁售，说情歌会坏风纪。 她还被日本工部局传讯，对方不知道她是日本人，怀疑她唱歌是在盼重庆政府回来。 一九四三年，她参演《万世流芳》，北平记者招待会后，有年轻记者追着问她：不是中国人吗，怎么去演《支那之夜》《白兰之歌》那类侮辱中国的电影。 她当场道歉，说年轻不懂事。她提过想公开身份，胆子不够，时机也被人掐着。压到一九四四年，她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伪满覆灭，清算就来了。 她被押上军事法庭，罪名写得又长又重：说她“身为中国人”与日本人拍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大陆政策，背叛中国；还说她用中日两国语言，借朋友关系搞间谍。她在软禁的屋里等着，报纸上那条枪决消息像黑线往外爬。 枪决那天却没动静，旧友柳芭突然出现，跑去找山口文雄，拿到日籍证明。法庭上，她把日本户籍抄本递上去，空气一下子变了味。身份既然不是“汉”，汉奸的帽子就扣不住。法官补一句，她未参与演出之外的政治活动，当庭宣判无罪，观众席哗然。 坊间传过更戏剧的说法，说她在被告席泪流满面唱歌鞠躬求宽恕，她晚年自传没写，留了个空。 一九四六年，她被遣返回日本。船离开中国码头，收音机里飘出《夜来香》，她说自己忍不住全身发抖。回到日本，她用“香兰山口”做艺名。 五十年代她又应香港电影公司邀请拍《金瓶梅》《一夜风流》，插曲亲自唱成唱片，在中国照样传得开。人心有时就这么怪，歌好听，账又难算清。 一九五八年，她与外交官大鹰弘结婚，改姓大鹰淑子，退出演艺圈。后来当过电视台主持人，跑到越南、柬埔寨、中东等战地采访。 一九七四年，她当上参议院议员，一坐十八年。 一九七八年，她回到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八月含泪看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直播。 一九九二年她退休，仍在“亚洲女性基金”任副理事长，希望推动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和从军慰安妇道歉赔偿。 二零一四年九月七日，她九十四岁在日本去世。 她那些名字像一串旧钥匙，叮当作响。那张皱巴巴的纸也还在许多人脑子里翻来覆去，像救命符，也像一根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