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行刑时，他已经绝望，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徐裴章对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徐裴章作为宿松县的地主家族继承人，早年通过土地出租和商业活动积累财富。他拥有数百亩田地，雇佣佃农耕种，按季收取租税维持家业。这种经营方式在当时农村常见，却也涉及对佃户的严格管理。1946年中原突围战役后，革命干部进入宿松境内寻求庇护。赵辛初带领几名同志负伤逃亡，他们选择徐裴章宅院作为藏身之地。徐裴章发现后，将人安置在后堂杂物间。三天内，他闭门不出，对外称病拒绝访客。同时，他安排药品和食物供给，还销毁地契账册以防暴露。他通过关系获取商户通行证，并买通巡逻人员。第四天，他将几人伪装成小贩，用牛车送出城南。事后，他处理留下的军服和武器，埋藏在后院菜地。冬天，他进一步销毁剩余物品，确保无迹可寻。这件事他从未对外提及，即使后来政权变更，也没用来换取任何利益。他的沉默源于对形势的判断，避免被视为抵赖。 随着解放后土改运动展开，徐裴章的财产被清算。他的土地、宅院和仓库列入没收清单，他签字同意，没作任何反抗。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妻儿离散。他被指控聚敛土地、苛待佃农，并与旧势力有联系。这些指控基于群众控诉和工作组调查。在1951年镇反行动中，他被列为重点对象。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他没提出申辩，只在判决书上画押。死刑判决下达后，他被押往刑场准备执行。整个过程反映了当时运动的力度，针对地主阶层的清算较为彻底。徐裴章的经历并非孤例，许多类似背景的人面临相同命运。他的财产 redistribution 帮助了当地农民分田分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 行刑当日，地委书记张体学的信件及时送达。信中确认徐裴章曾在1946年救助赵辛初及其同志，帮助他们脱离国民党军警追捕。张体学和赵辛初现任要职，这段往事经核实后引发复查。县委当晚开会，派员到徐裴章旧宅后院挖掘。找到的军服残片和通行证印章，经省公安部门鉴定，证实为当年物品。这些证据直接支撑了信件内容。死刑因此撤销，改判15年有期徒刑。这一变动基于事实核查，避免了冤案发生。事件显示出运动中对历史功过的考量，即使对地主阶层，也存在个别处理的灵活性。张体学得知徐裴章被捕系从下放干部口中，立即写信干预。赵辛初的身份也得到确认，他当时身负重伤，靠徐裴章掩护才脱险。 服刑期间，徐裴章负责监狱内的打扫和记账工作。他每日完成分配任务，没出现偷懒行为。狱方将他视为改造典型，用于教育新犯人。他的表现符合当时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要求。15年后出狱，他已年老体弱，原宅院拆除，子女分散。他在乡里借住，村干部安排他担任合作社会计。他次日到岗，使用自制算盘处理账务。不领取工资，也不占任何便宜。这种态度源于长期的适应和沉默。他在合作社工作期间，参与日常记账和维修事务。洪灾发生时，他交出一包银元给村里，用于赈济基金。这些银元据他说系旧时埋藏物品。村干部接受后，用于购粮分发。他的举动虽小，却在当地留下痕迹。 出狱后的生活，徐裴章保持低调。他少与人交谈，遇村事需要帮忙时，默默出手。如修农具或挖沟，他都参与其中。县里整理史料时，派人访谈，他表示对1946年事件记不清细节。这种回应避免了过多纠缠过去。他的日常以合作社工作为主，记账一丝不苟。铁盒中保存的物品包括粮票、旧币和张体学的那封信。信纸折痕众多，显示出被反复查看。去世前，他将铁盒交给村支书。这些物品反映了他对往事的保留，却没公开宣扬。整个晚年，他融入农村生活，没谋求特殊待遇。他的经历从侧面体现了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适应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