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央军委决定给李敏副军职待遇，她说：我父母是我父母，我是我。感觉自己受之有愧。 当副军级待遇的批件送达时，李敏的反应异常平静，她并未将这视为理所当然的照顾，反而感到“受之有愧”。 这种态度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毕竟作为毛泽东的女儿，享受这样的待遇似乎顺理成章。但李敏的价值观却截然不同。 她将第一个月的相关补贴分成了两份：一份为所在社区的阅览室添置了书架和图书，另一份托人捐给了井冈山地区的一所希望小学。 这一举动无声地诠释了她的态度——待遇可以接受，但必须用于实处，回馈社会。她说：“有待遇固然好，可我更想做点实事。” 李敏的独立意识根植于父亲的教育，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子女：“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女儿。” 这句话成为李敏一生的行为准则，从1963年与丈夫孔令华搬离中南海起，她就开始完全依靠自己的工资生活，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特殊补贴。 李敏的生活简朴到令人惊讶，她住在普通居民楼中，家具陈旧，衣着朴素，女儿孔东梅曾翻出母亲的一件旧衣服，看到领口处补丁摞补丁，忍不住落泪。 李敏却平静地回应：“你外公当年在延安，一件棉衣穿七年，补了32个补丁，咱们现在有白面馒头吃，已经好太多了。” 这种简朴不是作秀，而是内在价值观的外在体现，李敏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她的人生观。 1936年冬，她出生于陕北保安县，四岁时被送往苏联，直到1949年才回到父亲身边，在苏联期间，物资匮乏，土豆是主要食物，以至于她“后来见到土豆就要吐”。 回国后，毛泽东为她取名“李敏”，典出《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寄托了对她踏实做人的期望。 大学毕业后，李敏进入国防科委工作，与丈夫住在简陋的筒子楼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完全融入了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 1996年中央军委的决定，是基于李敏实际生活状况和组织原则的综合考虑，当时，李敏的丈夫孔令华看到妻子多年来没有正式编制，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才向组织反映了情况，中央军委了解后，作出了给予副军级待遇的决定。 这一决定包含的不仅仅是经济补贴，更重要的是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对年事渐高的李敏而言十分必要。 审批过程经过了正规程序和组织研究，既体现了对革命后代的关怀，也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李敏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明白这份待遇与她的身份有关，但也清楚这不能改变她对自己的定位。 她曾对家人说：“我是靠工资生活的人，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即使在获得待遇后，她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 这种态度在当下社会尤为珍贵。在一个许多人热衷于炫耀家世、寻找特权的环境中，李敏的“受之有愧”显得格外清晰， 她的选择表明，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外在待遇，而是来自内心的独立和自律。 李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光环之下保持平常心需要多大的定力，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夹着尾巴做人”，什么是在特殊身份下的自我坚守。这 份清醒与谦逊，或许正是这个喧嚣时代最缺乏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