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4岁的章士钊再次偷偷爱上一个歌女，后高调同居。妻子吴弱男知道后，带着3个儿子上门大闹一场。章士钊提出要求，让吴弱男深感无力。 1924年的上海滩，上演了一出看似寻常的家庭伦理剧，但女主角的抉择却在几十年后依然震耳欲聋，那一年，44岁的名流章士钊不仅在学术圈和政坛混得风生水起，在情场上也给自己安排了一出“新戏”。 他看上了一位名叫奚翠珍的歌女，这姑娘二十多岁，不但长得标志，还唱得一口好昆曲，男人有名有钱后想要寻欢作乐，在当时那种旧风气未散的年代，似乎并不稀奇，章士钊不仅高调地租了房和奚翠珍同居，弄得满城风雨。 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正妻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从北京杀到上海，当面和他对质时，他竟然抛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方案：他可以低头认错，但他想把奚翠珍纳进来做妾，并承诺吴弱男依然是无可撼动的“正室”。 这简直是对吴弱男最大的羞辱，很多人只把吴弱男当作章夫人，却忘了这并不是一个只会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哪怕没有章士钊，吴弱男这个名字也是响当当的，她出身名门，是当时中国最早留学日本的女学生之一，也是同盟会最早的一批成员。 她曾经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那可是实打实的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当初还是个穷小子的章士钊，不过是在《申报》上写几篇文采飞扬的文章，虽然满腹经纶却找不到施展的平台，吴弱男欣赏他的才华，细心收集他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出版。 利用自己在吴家和同盟会的背景，实际上为章士钊后来的飞黄腾达借来了决定性的东风，在这段关系里，女方本就是“下嫁”是雪中送炭的引路人，可谁能想到，那个曾经对权贵之女望而兴叹的穷书生，在功成名就后，不仅忘了初心。 还把传统文人纳妾的那套陈腐规矩搬到了这样一个拥有新思想的妻子面前，早在奚翠珍之前，章士钊就曾试图追求过一位叫李苹香的风尘女子，只是因为人家心有所属李叔同才作罢，这次对于奚翠珍，章士钊不仅没打算收手，反而觉得以自己现在的社会地位。 哪怕有新思想的光环，享受一下“齐人之福”也未尝不可，吴弱男没有哭天抢地，她的骄傲不允许她在烂泥坑里纠缠，既然沟通无效，既然丈夫只想坐享“娥皇女英”的封建美梦，她给出的回答干脆利落：想都别想。 这位早已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洗礼的女性，绝不会在阴影中与人分享丈夫，1929年，吴弱男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既然婚姻名存实亡，那就带着希望离开，她独自带着章可、章用、章因这三个儿子，远赴德国柏林。 这一走就是整整8年，这不是一次逃避，而是一次重生，在异国他乡的寓所里，曾经的名门千金放下身段，亲自教授孩子们英语，陪着他们苦学德语，她没有在丈夫的背叛中顾影自怜，而是把所有的心血都浇灌在下一代的教育上。 事实证明，离开了变质婚姻的吴弱男，活得像一棵坚韧的橡树，在她的悉心栽培下，三个儿子后来个个成才，有人成了著名的科学家，有人当了大学教授，还有人在商界闯出了名堂，成了成功的企业家。 反观留在这个修罗场里的章士钊，彻底放飞了自我，没了发妻的约束，他的私生活愈发毫无顾忌，即便到了1941年，已经年过六旬的他，又纳了一位26岁的小妾殷德珍，终日出入十里洋场的舞厅，挥金如土。可讽刺的是，这两房妾室始终没能给他生下一儿半女。 到了晚年，维系章士钊天伦之乐的，依然是吴弱男拼尽心血抚养大的那三个儿子，1937年，当吴弱男带着成材的孩子们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定居上海时，她和章士钊早已不再是夫妻，而是成了礼节性的朋友。 虽然为了孩子，大家面上还过得去，吴弱男去北京时章士钊会去探望，孩子们回国后也常陪在父亲身边，但在吴弱男心里，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她并不避而不见，但也绝不回暖，回国后她依然活跃在社会舞台上，担任上海女子职业学校的顾问，继续为妇女权益奔走。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两人的境界也高下立判，章士钊在1973年去世前，曾向老友流露过悔意，低头承认“我对不住弱男”可这迟来的道歉对于早已活出通透自我的吴弱男来说，恐怕早已轻如鸿毛。 直到1972年，86岁高龄的吴弱男还在写公开信呼吁台湾同胞致力于国家统一，心怀的是家国天下，1973年4月，87岁的吴弱男在上海安详离世，仅仅三个月后，92岁的章士钊也在香港撒手人寰。 这对曾经携手游学欧洲、共助李大钊身后的“神仙眷侣”最终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走完了人生，一个在名利场与脂粉堆里蹉跎了情感信用，一个在风雨和独立中铸就了女性的丰碑，如果说章士钊是那个时代的旧文人代表。 一只脚跨进新时代，另一只脚还陷在旧习俗里拔不出来，那吴弱男就是真正的新女性，她用大半生的行动证明：无论手里有多少好牌，或者遇到多烂的牌局，人能不能站着活，归根结底只取决于自己怎么打。 信息来源：钱亦红.《章士钊与吴弱男婚变事件考述》.《史林》.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