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深秋，石阡县党史办的杨又铸在困牛山村敲开一扇木门。 92岁的吴正贤老人坐在火塘边，烟杆在青石板上磕了磕：“你们早该来了，那些红军娃，到死都没对老百姓动过一枪。” 1934年10月的河坝场，桐油灯把田海清团长的影子投在土墙上。 这位28岁的湖南汉子把地图折成方块，塞进粗布军装口袋。 “主力要往甘溪走，我们团800人，得把李觉的四个团引到困牛山。” 他说话时，旁边的司号员小张正用苗族话教新战士唱山歌，那些十八九岁的娃娃，有的还没学会打绑腿。 断粮第三天，后卫连在川岩坝发现一片萝卜地。 战士们饿得眼冒金星，蹲下去刚想拔，连长突然吼了一声。 后来在地里找到27块银元，用红布包着，压在一张字条下：“借粮充饥，日后奉还，红52团全体战士。” 本来想直接挖萝卜救命，后来发现队伍里年纪最大的炊事班长，正用刺刀把自己的半块干粮分给伤员，大家才想起田团长说的“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10月16日下午，枪声从东麓响到西坡。 湘军的迫击炮把山炸得直抖，黔军魏金镛团从背后摸上来。 当红52团退到断魂崖时，白军突然把抓来的200多老百姓推到前面。 吴正贤当时被绑着胳膊，看见一个红军战士举着枪，手抖得厉害。 “他们喊‘莫开枪，会打着乡亲们’，然后就把枪扔到崖下。” 太阳落山前，田海清团长捂着流血的肚子倒在崖边，最后一句话是“让老百姓走”。 78米高的崖壁上，红军像一群折翼的鸟往下坠。 吴正贤说，有的战士坠到半坡被树枝挂住，白军还在上面开枪。 通信兵陈世荣被藤条缠住，半夜醒来时，听见崖底有微弱的呻吟。 他爬过去，看见卫生员王桂珍抱着一个牺牲的小战士，眼泪把军装浸得透湿。 后来这两个人隐姓埋名在石阡，直到1950年土改时，陈世荣拿出藏在竹筒里的红军证，才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杨又铸在老人家里翻出一个木盒，里面是半片褪色的绑腿布和几颗桐油果。 “这是当年红军吃了中毒的野果。” 老人说，“那个卫生员王桂珍，后来当了乡妇女主任，每年清明都要去崖下烧纸。” 2006年，困牛山立起纪念碑，碑文改了三稿，最后定下“跳崖壮举”四个字。 现在断魂崖边的石板路上，常有穿校服的孩子蹲下来，摸那些被岁月磨平的弹孔。 那张压在贵州省档案馆玻璃柜里的借粮字条，墨迹已经泛黄，27块银元的印记却像刻在历史里。 困牛山的风还在吹，掠过崖壁时会带着呜咽，像是在重复当年红军那句“我们不打老百姓”。 去年我去参观，看见一个苗族老人带着孙子，把一束映山红放在纪念碑前，孩子奶声奶气地问：“爷爷，红军叔叔为什么要从这里跳下去？”老人没说话，只是把孩子的小手放在冰凉的石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