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以前，一直居住在偏远的小镇里，因为父亲工作的那个三线厂子就在这个镇子上。后来

十岁以前，一直居住在偏远的小镇里，因为父亲工作的那个三线厂子就在这个镇子上。后来，厂子改为生产机床，搬迁到了一个较大的镇子里，就在某个三线城市的边上，工人与家属也随厂迁居于此。 那时镇口的老槐树总在夏天落满蝉鸣，父亲下班时工装口袋里常揣着车间发的凉糖，塑料纸在阳光下晃出细碎的光。 厂子突然要改产机床，说老镇子的路太窄，运不出新机器——我们得搬家了，搬到三线城市边上的新镇，那里有宽宽的马路，还有带阳台的家属楼。 十岁的我不懂机床和马路的关系，只知道要离开总蹭我手心的杂货店阿婆，还有槐树下一起追蜻蜓的小伙伴。 搬家卡车停在新家属楼楼下时，我攥着旧书包带站在楼门口，水泥地面晒得发烫，空气里没有老镇煤炉的烟火气，只有陌生的尘土味。 父亲扛着木箱上楼，背影在楼梯间晃了晃，我数着他踩在台阶上的脚步声，突然想起老镇的家是平房，他下班回家时，脚步声会先从院墙外传进来，带着槐树叶的沙沙响。 那时我总想问，为什么好好的镇子要搬走呢？老槐树还在老地方，蝉鸣也还在，我们走了，谁捡那些掉在地上的凉糖纸？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着父亲在新镇慢慢转。 他指给我看楼后的小菜园，说以后能种西红柿，可我蹲在田埂边，怎么也找不到老镇菜园里那种钻来钻去的西瓜虫。 直到开学前一天，我在新镇的供销社门口看到卖冰棍的阿姨，她的冰柜上贴着和老镇一样的“绿豆沙”标签，撕开塑料纸咬下去，甜得和记忆里的凉糖不差分毫——原来有些味道，能跟着人走。 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车间主任跟他说过，新机床比老机器安全，工资也能涨一级——原来不是老镇子不好，是日子总要往前挪，像机床的齿轮，得咬着新的轨道转。 我之前总觉得搬家是“被赶走”，却没看见父亲每晚在灯下看新机床图纸时，指尖在纸页上反复摩挲的样子，那是他想让日子过得更稳当些的小心思。 父亲工装口袋里的凉糖换成了新车间的橘子味硬糖，塑料纸还是会反光，只是不再沾着老镇的煤屑。 环境变了，可那些带着温度的小物件，其实一直在悄悄连缀着两个镇子的记忆——就像新镇的路灯比老镇的亮，可父亲晚上带我散步时，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怕我走丢。 没过多久，我背着新书包走进了新镇的小学，同桌递给我一块橡皮，说她爸爸也在机床厂上班。 很多年后想起童年，总觉得有两个影子，一个在老槐树下追着蝉跑，一个在新镇的阳台上数星星，都是真的，都在我心里亮着。 要是再遇到要搬家的小孩，或许可以告诉她，别急着害怕陌生，先找找空气里有没有熟悉的甜——比如一块糖，一声蝉鸣，或者爸爸口袋里晃悠的塑料纸，它们会帮你把旧日子和新日子，轻轻系在一起。 前阵子回老镇，老槐树还在，只是蝉鸣稀了些，我站在树下，忽然想起十岁那年攥着书包带的自己。 原来所谓告别，不是弄丢过去，是让老地方的光，也能照进新日子的窗。 就像父亲当年说的，路宽了，才能把更多的甜，运到家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