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东京审判时，唯一一个全程投反对票，认为日本战犯都无罪的法官，就是印度大法官拉

整个东京审判时，唯一一个全程投反对票，认为日本战犯都无罪的法官，就是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他居然主张把所有日本战犯无罪释放。东京审判那场震撼世界的正义裁决里，藏着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插曲。 11国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日本甲级战犯的滔天罪行，唯有一位来自印度的法官，从头到尾都在唱反调，坚持所有战犯都该无罪释放。这位名叫拉达·宾诺德·帕尔的法官，用一份厚厚的异议书，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具争议的一笔。帕尔能出现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本身就带着点戏剧性，当时为了体现审判的“公正性”，战胜国特意邀请了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与，英属印度就这样获得了一个法官席位。帕尔原本是法律学者和律师，并非高等法院法官，印度总督秘书处当初还反对过他的任命，只因他和反英独立运动领袖有牵连，后来解密档案显示，这次任命其实是个失误。可就是这样一个背景特殊的法官，一登上审判席就做出了惊人举动，开庭前朝着被告席合十行礼，明晃晃地暴露了自己的立场。审判持续两年半，帕尔硬是八百多天里始终投反对票，书记员的桌上堆满了他的异议笔记。最终他提交的异议书篇幅惊人，里面的核心论调更是让人难以接受。他宣称“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是二战后才新设的罪名，用这些罪名追责属于“事后法”，不符合法律规矩。他还觉得战争是国家行为，不该把责任算在个人头上，甚至质疑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的证据是“战胜国宣传”，连松井石根以生病为由推脱罪责，他都表示认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帕尔的核心逻辑：他把日本的侵略行为和西方殖民扩张画上等号，认为既然欧洲国家能在亚洲搞殖民统治，日本的行为就不该单独被追责。这种看似站在反殖民立场的说法，其实完全混淆了是非，反殖民是为了摆脱压迫，而日本的侵略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屠杀，两者本质天差地别。帕尔自己经历过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苦难，对强权司法有天然警惕，却把这种警惕用错了地方，变成了对军国主义的纵容。他在异议书里其实也承认日军暴行的证据确凿，却依然固执地主张无罪，这种矛盾的态度，本质上是把法理的“纯粹性”凌驾于人道主义灾难之上。帕尔的这套论调，在国际上没得到多少认同，却成了日本右翼的“救命稻草”。他们把帕尔奉为“正义象征”，断章取义他的观点，用来否认侵略历史。东京靖国神社、京都灵山护国神社等多处都为他立了纪念碑，他去世后日本首相还亲自发唁电致哀。安倍晋三执政时，不仅在和印度总理会面时特意提起帕尔，表达“钦佩”，还亲自拜访帕尔的长子表达感激。日本早在1952年就出版了他的异议书，刻意抬高他的地位，无非是想借他的观点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为侵略历史翻案。其实帕尔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东京审判确立的“侵略是罪行”“个人需负战争责任”等原则，是国际法的重大进步。之前的战争中，战败国领袖即便犯下滔天大罪，也很少被个人追责，而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起，打破了这种惯例，让发动战争的罪犯无法逍遥法外。那些被判处绞刑的战犯，个个手上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他们的罪行铁证如山，不是帕尔的一纸异议书就能抹去的。帕尔的误区在于，他死守着僵化的法理条文，却忽视了法律的本质是维护正义。当某种罪行严重到危害人类生存底线时，国际法必然要与时俱进做出调整，如果因为没有先例就放任暴行，那法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他所谓的“反殖民”立场，最终沦为了军国主义的遮羞布，被日本右翼肆意利用，这恐怕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不容质疑，它不仅惩罚了战犯，更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让“侵略必受惩罚”的理念深入人心。帕尔的存在，反而从侧面证明了审判的客观性，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却不会被错误观点左右。而日本右翼至今追捧帕尔，不断拿他的观点做文章，本质上就是不愿正视历史，妄图为侵略行为开脱。历史的正义或许有争议，但暴行的事实不容篡改；法理的探讨可以多元，但人道主义的底线不能突破。那些为侵略行为张目的言论，终究会被历史的洪流淹没，而铭记历史、坚守正义，才是对无数受害者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