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二号人物，毛主席唯独不接受他投降，周恩来怒斥他是千古罪人，老蒋也坦言想干掉他 一九八七年，台北一条常走的山路突然少了人。许多年里，何应钦清早爬山、下午打球，车子寒酸，人也收敛，活得像块立在角落里的“政治墓碑”。 死讯传出，妻子只说“死了也好”，一句话把旁人心里那点评语全点破。 往前看，他曾是国民政府牌面上的二号人物，陆军总司令。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南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他穿着礼服站在台前，代表国民党接受冈村宁次投降。 他出身贵州，家里还能供得起书，读过陆军中学。 一九〇九年被送到日本读军校，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到上海，在陈其美手下办事，蒋介石也在那堆年轻人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他又回日本，就读陆军士官学校，一九一五年学成归来。 教官里有个叫冈村宁次的军人，后来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总司令，也是南京受降桌对面那个人。 回国以后，他进黔军，跟着黔军老大王文华混。那会儿贵州军里山头林立，刘显世是另一派，盯着这把椅子。 一九二〇年，何应钦参与政变，把刘显世赶下台，成了黔军五位核心旅长之一。 一九二一年，王文华在上海被暗杀，靠山一倒，他也树倒猢狲散，只好躲起来做寓公，这条地方军阀的路走到头。 转机出现在广州。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急缺军事教官，蒋介石的结拜兄弟王柏龄想起这位老同学，把人引到孙中山面前。 蒋当校长，何应钦任总教官，王柏龄做教授处主任，小圈子搭起来。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打进南昌，王柏龄身为指挥官却泡在青楼，副官满街找不到人，孙传芳趁机反扑，北伐军被赶出城。 蒋介石脸上挂不住，真正倚重的，只剩这个办事稳的总教官。 黄埔几期办下来，他手里抓住一整代军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在讲台上帮他，杜聿明、胡宗南、王耀武这些后来当军长、兵团长的学生，都坐在下面听课。 蒋介石忙着和政客、财阀周旋，对学员底细了解有限，很多人事起用，全看总教官的眼色。 四一二清党以后，国民政府被江浙财团拢在手里，国民革命军也成了新军阀部队，“八大金刚”多出自黄埔，他站在网中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成了老蒋心里最忌惮的那一个。 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刚结束，北伐营盘里桂系、直系、中央各路势力相互提防。 蒋介石盘算借机清理不听话的军阀，私下点过何应钦的名，希望配合。何转身把风声告诉桂系李宗仁。同月孙传芳攻下徐州，蒋介石借机枪毙黔军王天培，南京城里诸侯都看出这是杀鸡儆猴。 紧接着那场军事会议，成了两人关系的结点。 李宗仁当面问责，气氛绷紧，蒋介石甩出辞职，等人挽留，屋里一片安静。他把眼睛转向总教官，希望听到一句“不能走”。 何应钦表态同意辞职，一句话把蒋送出南京。 这一回，他和李宗仁联手打出“龙潭大捷”，战报写得很好，可真正把蒋介石再次抬回“总裁”位置的，是江浙财团和士绅“拥蒋”的态度。 钱粮往哪边去，军队就跟谁，老蒋心里从此添上一句：这个人不弄掉，早晚是祸。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机会。 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软禁，重庆、南京高层一片慌乱。 何应钦以国民政府二号人物身份发电报，命刘峙、顾祝同率兵西进，又催洛阳空军待命，准备轰炸西安。他心里算得清，真要开火，蒋介石死在乱军手里说得过去，就算不死，被东北军在怒火上头时解决也不稀奇。 为防别人抢先，他还去联系桂军、粤军，提醒对方随时可以起事。 棋刚下到一半，大买办集团伸手，宋美龄、孔祥熙坚决反对空军出动，宋子文飞往西安调停，事变最终走向和平。 蒋介石带着阴影回南京，表面上继续让他当老二，心里那条界线已经划开，再难弥合。 在共产党眼里，他的问题不止在争位，更在对日路线。 日本陆士出身，同学有阎锡山，教官有冈村宁次，他成了国民党内部典型的亲日派。 一九三三年前后长城抗战，蒋介石派他去同日军谈判，姿态偏软。 全国抗战打响后，他和汪精卫屡屡讲“继续抵抗必然亡国”，在各种场合主张妥协。汪精卫后来投敌，他本人留在重庆，可凡是对东京释放信号、试探停火，多半还绕到他这张桌子。 皖南事变，把这份敌意彻底钉死。 新四军按命令向北转移，行军到皖南被国民党军队合围，打得很惨。调兵、围堵的命令上，多处是他的签字，新四军的鲜血落在山谷里，在共产党那边被记成一笔“血账”。 周恩来回忆这段，把主谋、执行者列入“千古罪人”的那一列，何应钦自然在内。 战后说到“投降”“受降”，毛主席宁可另起一套政治安排，也不愿把这样的人当成可以握手的对象。 抗战胜利以后，他的价值往下掉。 对日关系不再是国民政府的命根子，陈诚、胡宗南这些黄埔后辈羽翼渐丰，老蒋既怕他分裂黄埔，又不再需要他出面谈日本，心里早就盘算把这位老师架空。 迁到台湾，他被拔掉所有实权，只剩顾问的虚衔，白天在山路上磨鞋底，晚上在球场边消磨时间。外头偶尔还叫他一声“何委员”，语气里早没当年的敬畏。 一九八七年心脏停住，再也看不到那个缓缓往上走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