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一个人，在北京当兵。从离家当兵开始，就是结婚回了一次家。跟家里任何人不来往，包括兄弟姐妹，从来不在亲戚身上花一分钱。村里人都叫他老陈，今年快五十了。 快五十的老陈，在村里故事里还是那个十七岁的背影——冬天的风掀起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打补丁的帆布包拍着后背，里面两件旧衣裳裹着本新华字典。村东头二柱妈看着他往村口走，跟搓玉米的婶子们说：“这娃眼神里有股狠劲，怕是要把根从咱这土疙瘩里拔了去。”那时没人当真，只当山里娃头回见火车道，心飞野了。 谁能想到，这“野”心一扎就是二十年。头半年，他爹扛着锄头路过老槐树，总要站一会儿。烟袋锅在树疙瘩上磕三下，望着通往镇上的土路，烟圈裹着晨雾飘到树杈，惊飞几只麻雀，才叹口气往回走——闷葫芦老爹唯一的念想，都在那口烟里。他妈夜里攥着他旧布鞋抹泪：“说好了每月写信，这都仨月了，连个邮戳印儿都没见。” 第五个月，信来了。绿格子纸，字歪歪扭扭像爬着的蚂蚱：“爹，娘，训练不累，吃的饱，勿念。陈军。”他妈数着字哭：“把‘建军’改成‘军’，是嫌家里名土？”可这信写了两年，突然就断了。邮局翻出三封发霉的信，才知道王大爷眼神花，把“陈军”认成“陈建军”，堆在角落沾了潮。最后那封信里有张照片：天安门广场前，他穿军装笑，胳膊上缠着纱布，脸黑得像刚从煤窑里出来。他妈摸着纱布印子，眼泪把照片泡出了褶子：“受伤了都瞒着，这犟脾气随谁？” 村里早炸开了锅。二柱妈拍着大腿喊：“我早说他混忘了本！”有人压低声音：“莫不是在部队犯了错？”直到二十五岁那年冬天，绿色吉普车停在村口碾盘上，他穿皮夹克，头发梳得锃亮，身后跟着穿红棉袄的北京姑娘。先去二柱家，塞糖给二柱妈：“婶，当年谢谢您照看我爹妈。”二柱妈手缩在围裙里，脸比冻红的萝卜还红。 回家杀了鸡，他妈拉他进里屋：“转业回县城吧，找个安稳活儿。”他没吭声。第二天留五百块钱，他爹抓起钱摔地上：“我不要你的钱，要你回来！”吉普车“突突”开走时，扬起的黄土迷了全村人的眼。这一走，就成了诀别。他爹妈走时，都是弟弟操办丧事。出殡那天，村口停着辆黑色小轿车，没人敢认。 现在村里年轻人听老辈说这故事，总问：“他咋不回来？”他妹妹快四十了，头发白了一半，赶集时跟我说：“前几年他打电话，问家里咋样。我说都好，让他回来看看。他就‘嗯’了一声，挂了。”或许，有些沉默不是心硬——就像他爹对着老槐树抽烟，烟雾里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就像他胳膊上的纱布，藏着没写进信里的疼。 快五十的人了，村口老槐树还在，只是当年蓝布褂上那颗他妈连夜缝的扣子，怕是早磨没了。北京的夜里，他会不会偶尔想起那个冬天？一步三回头的少年，帆布包里的新华字典，夹着家里最后一点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