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一天，北方某地万人空巷，人们都聚集在城郊的广场上看热闹，因为那里正在举行着一场特殊的公审大会，公审的主角就是照片中的这名女子。 她站在临时搭起的审判台上，胸前挂着写有“反革命分子”的木牌，眼神空洞地望着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 那时的年轻人结婚哪有现在自由。 1964年出台的《关于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规定》里写得明明白白，禁止与地富反坏右子女结婚。 女知青和男知青在农场相识，两人偷偷好上后，连申请结婚的资格都没有，领导说这是“阶级立场不稳”，档案里还记了一笔。 他们不是没想过办法。 先是找公社，再到县知青办，申请书交了三次都被退回来。 同批知青的举报信贴满了连队的墙，说他们搞“资产阶级情调”。 批斗会上，两人低着头站在中间，听着周围的口号声，感觉天都要塌了。 本来想就这样熬着，等政策松动再说。 但后来发现根本等不起，连队指导员天天找谈话，说再不划清界限就按“腐蚀革命队伍”处理。 无奈之下，他们才决定私奔，揣着8斤粮票和30块钱，计划逃到边境农场去。 闺蜜是和她一起从上海来的，两人住同一个知青点，以前无话不谈，连日记都互相看。 可那天她把私奔计划告诉闺蜜后，第二天一早，指导员就带着人来了。 后来才知道，闺蜜为了评“积极分子”，连夜写了举报信，还说自己是“站稳革命立场”。 公审大会那天，广场上挂着“打倒反革命分子XXX”的横幅。 没有律师辩护，证人也没来，就凭着那封举报信和所谓的“坦白材料”，法官念了判决结果。 她被押着游街时，有人朝她扔菜叶，她却一直望着男知青被关押的方向。 执行前的最后陈述，她对着录音笔只说了一句“我只是想和他结婚”。 这句话现在还存在当地档案馆里，每次听都让人心里发堵。 1978年平反政策下来后，很多知青案件都重审了，可她的案子因为定的是“反革命破坏罪”，直到2010年家属申诉还是被驳回。 其实那时候类似的事不少。 上海有对知青因为父母反对结婚，合谋杀了家长，最后也被处决了；云南还有28个知青集体越境，12个人被打死。 《中国知青史》里统计，文革十年间，知青刑事案件里婚姻纠纷占了37%。 我觉得这些案子背后，是那个年代制度的悲哀。 年轻人连爱谁的权利都没有，稍有反抗就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现在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不是要责怪谁，而是要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能用制度去碾压人性中最基本的情感需求。 她那件准备带走的碎花衬衫，后来被家属领了回去，一直放在衣柜最底层。 每次整理旧物看到它，就会想起广场上那个绝望的身影。 爱情本该是件简单的事，却在那个年代变得如此沉重，这或许就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痛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