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一天，南方某地的一名男子正在押解下游街示众，他的名字比较特别，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同名同姓。 胸前的纸牌用红漆写着“投机倒把犯”，墨迹顺着木板缝隙往下淌，像没擦干净的血。 围观人群里有人踮脚看他的脸，有人对着“诸葛亮”三个字撇嘴，没人想到这个和“卧龙先生”重名的农民，会因为几尺布料几条红糖，走到这一步。 这个诸葛亮不是羽扇纶巾的谋士，是南方乡下的普通农民。 那时候村里日子紧巴，粮食按人头分够吃，但手里缺现钱。 孩子上学要买铅笔橡皮，老人咳嗽要抓甘草麻黄，他看着镇上供销社货架总空着半截，心里慢慢盘算起主意。 邻县供销社的亲戚说，那边红糖和的确良布料积压着，他就动了挑货的心思。 第一次挑货走的夜路，月亮被云遮着，扁担两头的麻袋里装着二十斤红糖和五尺布料。 他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埂上，听见青蛙叫得心慌。 回村后先问了村西头的王婶，她儿媳妇快生了，正愁没红糖坐月子，用两斤粮票换了斤红糖。 后来找他的人渐渐多了，有人给鸡蛋，有人给现钱，他的布口袋开始有了叮当作响的毛票。 转折点是那封举报信。 他远房表舅是生产队的记分员，撞见他在河边洗装货的麻袋，回去就写了材料，说他“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时候还没有1979年刑法，投机倒把按“阶级斗争典型”处理，加上他半年里跑了十几趟邻县，涉案金额在当时算“情节严重”，法院很快下了判决，死刑。 开庭那天他没请律师，法官念判决时，他盯着窗外飞过的麻雀，好像在数自己挑货走过的山路有多少个弯。 游街定在赶集日，公社的高音喇叭从早上就开始喊“打击投机倒把，保卫集体经济”。 他被反剪着手，脖子上挂的纸牌随着脚步晃悠。 人群里有他认识的人，卖豆腐的张叔别过脸，借粮给他的李奶奶用围裙擦眼睛。 没人敢说话，那时候连自家鸡多下两个蛋拿到镇上换盐，都怕被说成“资本主义尾巴”，谁也不想沾上边。 十年后的1979年，安徽出了个叫年广久的人，靠卖瓜子赚了钱，也被举报“投机倒把”。 后来年广久成了改革先锋，上了电视，而那个和诸葛亮同名的农民，连完整的名字都没留下，地方档案里只有一行铅笔字：“197X年，投机倒把罪，已执行”。 我翻这些旧档案时总在想，如果他晚生十年，会不会也能坐在供销社门口，数着自己赚的零钱，给孩子买支带橡皮的铅笔。 1997年刑法修订，投机倒把罪从法律条文中被删除。 当年游街的土路早拓宽成了水泥路，供销社改成了超市，货架上红糖布料堆得冒尖。 没人再记得那个和诸葛亮同名的死刑犯，但每次路过超市卖红糖的货架，我总会想起他挑着货走夜路的样子，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照亮他布鞋上沾着的泥，也照亮他布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希望。 历史往前走的时候，总有些身影被落在后面，但那些身影里藏着的，其实是每个普通人想好好过日子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