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有一回出门办事去了，他的日本妻子苏米子正在家里洗碗，一个日军禽兽突然闯入他们的家里，要苏米子跟自己一起去吃日本菜。 1937年的杭州，空气里已经不仅仅是桂花香，更夹杂着焦土和硝烟的味道，在那段让人窒息的日子里，不仅前线的战士在流血，文弱书生的书房、寻常百姓的灶台，其实都是隐形的战场。 在这个巨大的绞肉机面前，数学大师苏步青家里的那一扇木门，曾被两股力量剧烈撞击过：一股是来自大洋彼岸带着铜臭味的诱惑，另一股则是真枪实弹、刺刀见红的威逼，如果你把目光聚焦在苏步青身上，你会发现这位浙大的数学教授手里正攥着一团皱巴巴的废纸。 那原本是一封发电报用的专用纸，内容简短却像是一枚包裹着糖衣的炮弹，发件人是日本的一所帝国大学，那时候，苏步青正在这所被轰炸得满目疮痍的校园里，和校长拼命商量着怎么把学校搬到安全的地方，怎么保住这批国家的读书种子。 这封电报挑了一个极“好”的时间点到了：只要他点头，放弃脚下这片正在流血的土地，回到日本去当他的数学教授，金钱、地位、安稳的日子唾手可得，对于苏步青来说，这是一道哪怕是用脚趾头思考都能解出来的“送分题”。 他在日本拿了博士学位，却选择在这个国家最艰难的时候回来，为的就是用那一黑板的粉笔灰，给这个民族算出一条生路，让他当叛国贼，这简直是对他最大的侮辱，那团纸被狠狠地捏死在手心，没有任何回信。 然而，日本方面并没有死心，他们这套名为“攻心”的战术，把矛头从“硬骨头”的丈夫，转向了看似柔软的妻子，那个曾经名叫松本米子的女人，那一天的中午十分凶险，苏步青像往常一样出门办事，留在家中的苏米子正在厨房里收拾碗筷。 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在这场战争中身份极度尴尬的日裔女性，她本该活在巨大的恐惧和矛盾中，门外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紧接着闯入视线的，不是什么好邻居，而是一身戎装的日本官员和那一双双并不友善的军靴。 这就好比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邀约，领头的那个人，脸上挂着那一套外交场合惯用的虚伪笑容，嘴里说着要把这位“同胞”接去领事馆，尝尝久违的家乡菜，话里话外，那种彬彬有礼的日语腔调下，藏着的却是刺刀般的傲慢。 你是个日本人，这里兵荒马乱，跟我们走才是正道。要是换作普通妇人，面对这种手里拿着枪、嘴里却说着客套话的侵略者，哪怕只是为了保命，恐怕也会腿软，但苏米子此刻正在水池里洗碗的手并没有发抖，甚至没有急着擦干。 她比谁都清楚，那根本不是一顿饭的问题，在那一瞬间，厨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对方笃定她会怀念日本的味道，会因为血缘的认同感而倒戈，可是他们严重低估了这个女人早在1928年就埋下的决心。 当年她还是松本米子的时候，父亲是苏步青的老师，为了跟这个中国男人在一起，她几乎是背叛了整个家族的意愿，甚至顶着父亲的怒火改了夫姓，入了中国籍，从那一刻起，“松本米子”就已经留在日本了，跟着苏步青渡海而来的，只有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媳妇苏米子。 面对眼前这个不仅代表着“故乡”更代表着侵略者的军官，苏米子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给出了回击，她甚至懒得去顺应对方的语言陷阱，直接搬出了“女子从夫”的古训，这并不是封建的顺从，而是她在这种生死关头最坚硬的铠甲。 她清楚地告诉对方：自从嫁过来，她就不再是吃生鱼片的日本人，她的胃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粗茶淡饭，这里的饭菜很香，她哪里也不去，这种软中带硬的钉子，显然比直接的谩骂更让侵略者难受。 那个领头的官员脸上的假笑挂不住了，恼羞成怒地指责她忘恩负义，甚至上升到了人格侮辱，大骂她不配做日本人，这一刻，那个所谓“文明绅士”的面具被彻底撕碎，露出了强盗满脸横肉的底色。 气氛一度紧绷到了极点，屋子里就剩下苏米子一个人，对方只要稍微动个念头，后果不堪设想，但苏米子在这个节骨眼上，极其聪明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她虽然处于弱势，却一步不退，反而搬出了丈夫的名号。 她暗示对方，苏步青是举世闻名的学者，哪怕是日本高层也知道他的分量，如果他的家眷在这里出了事，这种国际影响不是几个大头兵或者小官员能担待得起的，这是一场极为高明的心理博弈，她在赌，赌对方虽然野蛮，但也不敢真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事情做绝。 果然，那帮人气急败坏地在屋里转了几圈，权衡了利弊，最终只能悻悻地离开，没敢真的对这位“硬核”的主妇动手，后来的岁月里，这家人为了躲避战火，从杭州一路颠沛流离到了广西、重庆，日子苦得掉渣，但每当回想起1937年那个充满了试探与威胁的中午。 这对夫妻的手总是握得更紧，日本官员那份想要“买通”苏家的电报变成了废纸，而那一顿没吃成的“家乡菜”反而成了苏米子一生中最荣耀的勋章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最坚固的防线，不是架在战场上的机枪碉堡，而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在自家门口守住的那份死不松口的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