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那个时代也没高薪养廉，干部工人工资也相差不多，干的照样热火朝天，爱岗敬业、以厂为家，更没有出现这么多的贪官污吏。 年轻时候，在厂里一待就是大半辈子，车间的灯常亮到后半夜，谁都没把加班费挂在嘴边。 那会儿干部拿得比工人多一点，也就是“高半截”，能撑家糊口算不错。 干起活来，一个个抢着上难班。 如今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一辈，当年为了建设新中国，在岗位上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抛头颅洒热血都不眨眼。退休以后，拿着工资，日子勉强够吃穿，碰上大病，一家人心里都要捏一把汗。近些年医改推进，看病报销多了一些，这代人总算没被病推到墙角。 新闻里一阵阵曝出贪腐案件，不法商人和贪腐官员勾在一起，挣钱的速度比车床转得还快，真到了“盆满钵满”的地步。 街坊议论时常一句：现在呀，啥都得给钱让路。 那些当年在工地、在田野上拼命的人，住着几十平的小房子；那些钻政策空子、搞权钱交易的人，住进了别墅，高档车一溜排开。“高薪养廉”四个字搭在这画面上，容易噎在嗓子眼里。 时间再往前拨，一九四零年的延安，条件比城市里这些老工人年轻时还艰苦。就在那样的环境里，毛主席当着干部群众，说起延安的“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街上看不到赌场和娼馆，也没有谁明着养小老婆。官场里不兴结党营私，散漫躺平的人会被点名。 叫花子这种景象少见，大家被安到生产队里干活。还有两样常被提起：没人靠吃“摩擦饭”混日子，也没人趁战乱发财。 这套“十个没有”，不是写在墙上的空话，而是干部作风、群众眼睛一点点养出来的规矩。新中国还没成立，很多老百姓已经记住了这股风气，觉得这帮人不一样，嘴上讲“为人民”，手上真能做到不乱伸。靠的不是高工资，而是清清爽爽的环境。谁要敢当面捞油水，会成为众矢之的，比丢官还难堪。 建国以后，要把这股劲接下去，光靠口头说教不顶用。 刘青山、张子善这桩案子，两个人都不是小人物，都有功劳、也有名望。按常理，多少会被照顾一点。结果摆在众人眼前的，是法场上的枪声。腐败事实查清，两人被判处死刑，消息传开，干部队伍像被冷水泼过。 那阵子，为他们说情的人不少。毛主席的态度很直接，说的意思是：正因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更得下决心处理。用两个人的性命，换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警醒过来，这笔账算得过来。 干部们一传十、十传百，心里都明白：有功没错，但拿功劳当挡箭牌，伸手一样要付出代价。 后来有人把这一路治腐的做法，浓缩成几句顺口的话。领头的人自己先守规矩，扛的是样板；反腐讲预防，把口子勒紧；作风要民主，让群众有话敢说；纪律上不松手，小毛病也要敲一敲；真出了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几条叠在一起，不花哨，倒像给权力套了几重笼子。 一九四七年，黄炎培再到延安，同毛主席闲聊时把心里的疙瘩挑明。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八个字，在他嘴里，不只是古书里的句子，而是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常见的路数。起头那阵，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多是从万死中觅一生；环境一好，惰性就来了，从少数人偷懒，到多数人跟着松劲，风气一变，再大的力气都难扭。 六十八岁那年，他又回望自己六十多年的亲眼所见。区域一步步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被功业欲推着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谁能随随便便跳出这条“兴亡周期律”。 黄炎培看得越多，越知道问题不在某一个人的好坏，而在这股规律的“拽劲”。说到这里，话头自然拐向中共这帮新面孔：从过去到现在，大致情况心里有数，也就寄望这支队伍能摸出一条新路，跳出这条旧轨道。 毛主席给出的回答，没绕圈子。靠的不是某一个“明君”，也不是哪一拨“清官”，而是把权力扔到阳光底下，让老百姓能盯着政府看，让人人都觉得这摊事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劲；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 回头再看里那句话，画面并不复杂。厂房里机器轰鸣，干部和工人挤在同一间食堂打饭，拿着差不多的工资，有人琢磨的是怎么把产量提上去，怎么少出废品；街上没人公开炫富，谁要是靠权力捞一把，很快就会被拉到台前。 高薪没有出现，高压线倒是清清楚楚拉在那里。现在的人习惯拿“待遇”说事，老一辈的背影一晃而过，很多问题就难糊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