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人将毛主席的一生总结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外交家、经济学家、预言家、历史学家、诗词大家、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作家等十六个“家”，的确，毛主席够得称为这十六个“家”，可我认为大家只要能够记住毛主席这位“老人家”就行了。 在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时候，十六个“家”的说法又被人翻出来，像在给他做一张长长的履历。很多湖南人心里盘算半天，到嘴边只剩一句“老人家”，土一点，却真。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湘江流域中部的韶山，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普通农舍里降生。祖辈都在泥巴里讨生活，父亲严厉，算账算得很细，让孩子早早下田干活；母亲心软，总爱帮穷人说句话。 严厉教会吃苦，善良教会心疼人，这两头凑在一起，让他对农民的日子有了很早的体会。 一九一〇年秋，他背起行李离开韶山，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被校长叫作“建国才”。 一九一一年春进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一九一二年春又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出《商鞅徙木立信论》，老师连连感叹“自是伟大之器”“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他没在“前途不可限量”上打转，退了学，钻进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对着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和一张世界大地图琢磨，中国究竟算老几。 少年时翻《水浒》，梁山好汉成了心目中的英雄；看《盛世危言》，脑子里多出“救国救民”几个字；在东山小学堂读康有为文章和《新民丛报》，一度认同君主立宪。 到了长沙，他成了同盟会办《民立报》的老读者，眼看辛亥革命的局面铺开，心里往反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那头一倾，干脆投笔从戎，用步枪接住书本里的愤懑。 一九一三年春，他考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九一四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在当时算开明，被视为湖南青年和师资的摇篮。他在那里学哲学、史地、文学，看报刊成了习惯，假期常往外跑，口头一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他迷上《新青年》，读陈独秀、胡适的文章，民主观念越发锋利，又办工人夜学，同工人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聊天。去岳麓书院时，他总爱在“实事求是”那四个字下面站一会儿；二十年后，用马克思主义把这四个字重新讲了一遍，成了自己思想的骨头。 一九一八年春，他在长沙拉起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写进宗旨。 这个本来偏文气的青年团体，在他手里渐渐变成革命团体。其间，他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把一批人送去北京向李大钊学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烧到湖南，他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发动学生、市民、工人反帝反封建，推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发出《民众的大联合》那篇文章，被当时人称作“眼光远、议论痛快”。 一九五四年，他终于重回阔别二十年的故土。 此后到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由长沙返京，他先后五十次回湖南考察指导工作、调查研究、作出重大决策，在三湘大地累计停留三百多天，看望师长，慰问烈属，会见乡亲，拜谒父母之墓，也在农村、工厂、学校和部队穿梭，在湘江边站着抽几口风。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他到长沙汽车电器厂，走进车间同干部和技术员琢磨技术革新。一九六一年春，他和刘少奇各带一个调查组在湖南农村蹲点，面对面谈农村情况，研究重大农村政策。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他在湖南听省委、省军区汇报时，讲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在长沙同邓小平亲切握手；十一月上旬听取李先念关于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的汇报，说国民经济要搞上去；十一月中旬，会见外宾之后把邓小平留下来谈话，鼓励他把重担扛起来；十二月下旬，他在湖南听取周恩来汇报，对党和国家的人事安排作出重大决策，在湖南还十多次会见重要外宾，其中就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在湖南，他写下“芙蓉国里尽朝晖”“敢教日月换新天”“桃花源里可耕田”“我失骄杨君失柳”，既有要翻天换地的气势，也有记人记事的深情。历史是人民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也总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咬住方向。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走下来，深刻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影响世界发展的格局，毛泽东同志在其中“厥功至伟”，既有奠基之功，也有开创之业，还有值得继续咀嚼的探索之果。 今天提起毛主席，一头是他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留下的历史功勋，一头是常挂在嘴边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都是从这一段历史生长出来的政治共识。 对这位“老人家”的纪念，不在于背熟十六个“家”的清单，而在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记住昨天的苦难辉煌，扛起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让“老人家”三个字一直压在心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