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当面向主席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希望用“晚婚晚育、节制生育”的办法给国家争口气。 很多人不知道，提出这个建议时，马寅初已经78岁高龄，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同时，还在深耕人口问题研究。这位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家，从1955年就开始带着学生走访浙江、安徽、山东等地的农村，亲眼见到不少家庭因为孩子太多，吃穿都成问题，一亩地的收成要养活五六张嘴，青壮年劳动力被拖累得没精力搞生产。他在日记里写道：“人多固然是好事，但无计划地增长，就像仓库里的粮食只出不进，早晚要见底。”这份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建国初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度超过20‰，1958年全国人口已接近6亿，而当时的粮食产量、就业岗位、教育资源都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不少地方出现了“人多地少、就业难、入学难”的困境。 马寅初心里清楚，提出“节制生育”需要多大的勇气。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同“人多力量大”，甚至有人觉得讨论人口控制是“杞人忧天”。但他放不下调研中看到的那些场景：浙江农村有户人家生了8个孩子，大的带着小的放牛，最小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头；安徽某县因为劳动力都被孩子牵绊，合作社的农田荒芜了不少。这些画面让他坚定了想法，哪怕会面临争议，也要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会面时，他拿着厚厚的调研笔记，条理清晰地分析：“现在国家要搞建设，工业、农业都需要资源，人口增长太快，会让有限的资源被稀释，反而拖慢发展的脚步。晚婚晚育不是限制生育，而是让每个家庭都能养得起、养得好，让国家有更多精力搞建设。” 这份建议背后，是马寅初对国家发展的深谋远虑。他早年留学美国，专攻经济学，深知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回国后，他经历过抗战时期的物资匮乏，见证过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更明白“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在他看来，计划生育不是单纯控制人口数量，而是要让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让每个家庭都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建议更有说服力，他还查阅了大量国外资料，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具体构想，同时强调要配套发展教育、医疗，让节制生育的政策更易推行。 不过，这个超前的建议在当时并没有立刻被采纳。面对质疑和反对，马寅初没有退缩。1959年，他在《新人口论》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详细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社会、资源的影响，甚至公开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不怕孤立，不怕批评。”这份坚持让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直到后来，随着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行，人们才愈发感受到马寅初当年的远见卓识。 马寅初的这份担当，源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他一生历经风雨，却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用专业的知识和坚定的信念，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不仅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更让中国在经济发展、资源利用、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背后离不开马寅初当年的勇气和远见。 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智者，往往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看清趋势，敢于提出符合长远利益的观点。马寅初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士以弘道”的真谛，他的远见和担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