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下令，必要时候处决监狱里的共党，这个时候一名国民党检察官站了出来，四处为共党求情，离谱的是，国民党内部居然没有一人怀疑他是共党！ 他就是国民党自家司法部的刑事司司长，杨兆龙。 谁能想到，这个在国民党司法体系里爬到顶层的人，心里装着的从来不是什么党国忠诚，是实打实的法治良知。杨兆龙留洋归来，拿到过哈佛、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从基层检察官一路做到刑事司司长，国民党高层都把他当成“法治标杆”——毕竟在那个贪腐成风、草菅人命的年代，他办案只认法律条文，连军统的人想随便抓个“共党嫌疑”，都得被他拿着《刑事诉讼法》怼回去。 蒋介石的处决令下来时，南京的监狱里已经关押了上千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军统特务带着行刑队守在监狱门口，就等一声令下动手。杨兆龙得知消息，连夜跑到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的办公室，拍着桌子据理力争：“现在局势混乱，很多人都是被诬陷的，没有确凿证据就处决，不仅违背法治精神，更会让民心尽失！” 他拿出自己整理的案卷，里面全是被冤捕的无辜者资料，从学生到工人，密密麻麻记着他们的冤情，连特务刑讯逼供的细节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国民党内部没人怀疑他，不是因为他伪装得好，是他的“身份”太有迷惑性。他出身名门，妻子是国民党元老的女儿，自己常年穿着笔挺的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办的案子大多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民心案”，甚至还帮国民党草拟过好几部重要法律。在那些国民党高官眼里，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法学权威，怎么可能和共产党扯上关系？他们只当他是“书生气太重”，太执着于所谓的“法治”，根本没往“通共”上想。 可他们不知道，杨兆龙早就看透了国民党的腐朽。抗战胜利后，他亲眼看到军统特务借着“肃奸”的名义敲诈勒索，看到贪官污吏霸占民产，看到无辜百姓因为一句“通共嫌疑”就家破人亡。而共产党那边，他通过私下接触，了解到他们为老百姓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知道这才是能救中国的力量。他四处求情，不是一时冲动，是顶着杀头风险在做最危险的事——用国民党的法律，保护共产党的火种。 他不仅求情，还偷偷做了更多。利用刑事司司长的职权，他把很多重要的共产党员的案卷改成“证据不足”，拖延处决时间；暗中给地下党传递监狱的看守信息，帮助不少人成功越狱；甚至把自己的办公室当成秘密联络点，给进步人士提供庇护。这些事，他做得极为隐蔽，每次和地下党接头，都装作处理公务，连身边最亲近的秘书都没察觉。 后来国民党节节败退，准备撤离南京时，军统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想对杨兆龙下手。可他早有准备，借着去上海处理公务的名义，成功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之后辗转加入了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直到多年后，那些当年被他救下的共产党员回忆起往事，人们才知道，这个国民党的“司法高官”，竟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正义之士。 国民党内部的麻木和愚蠢，在杨兆龙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只看表面的身份和立场，却看不到人心的向背，看不到自己早已失去了正义的根基。杨兆龙的“离谱”，恰恰是那个黑暗年代里最珍贵的清醒和勇气——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真正的忠诚，不是忠于某个腐朽的政党，而是忠于正义，忠于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